李世民点头：“那先生的意思是，我们要给的不是恩惠，是制度？”
“对。”任东说，“制度是什么？制度是不管你在不在，它都在那里。你今天在，它这样运行。你明天不在了，它还这样运行。百姓不需要念你的好，他们只需要知道，这个制度会一直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安全感，就不会跟着别人造反。”
“那这个制度，具体怎么建？”
任东想了想，把面前的茶碗挪开，用手指在矮桌上画了一个框。
“分三步。第一步，土地。把无主的地分给无地的百姓，登记造册，发给地契。地契上写明这块地是谁的，有多大，四至在哪里。有了地契，百姓就有了根。他们不会跟着别人造反，因为一造反，地就没了。”
李世民点头。
“第二步，税收。定一个固定的税率，三年不变，五年不变，十年不变。让百姓知道，今年交多少，明年还交多少，后年也交多少。他们心里有底，就能安心种地。你今年减税，明年加税，他们心里没底，就不敢种地。不敢种地，就没有收成。没有收成，就要饿肚子。饿肚子，就要造反。”
“那税率定多少合适？”
“三十税一。”任东说，“汉朝文景之治的时候就是这个税率。不高不低，百姓能承受，国家也有收入。”
“三十税一……”李世民低声重复了一遍。
“第三步，徭役。”任东说，“现在的徭役太重了。百姓一年到头，不是在种地，就是在服徭役。修路、修渠、修城墙、修宫殿，什么都让百姓干。干完了，地荒了，没收成了，还得交税。交不起税，就得卖地。卖了地，就成了流民。成了流民，就得造反。所以徭役必须减。不是不修，是少修。能明年修的，不今年修。能雇人修的，不征民夫。能用俘虏修的，不用百姓。”
李世民沉默了很久。
“先生，”他说，“你说的这三步，每一条都很难。”
“难不难，看怎么做。”任东说，“你一口吃个胖子，当然难。你分三年做，一步一步来，就不难。第一年，先把地分了。第二年，再把税率定了。第三年，再把徭役减了。三年之后，河北就不是窦建德的河北了，是大唐的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