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个月里，李世民又来找过他两次。一次是问突厥犯边的应对之策，任东随口说了几句“分化拉拢、以夷制夷”的话，说完就继续看书。另一次是问关中水利修缮的事，任东翻了翻书，指给他看一段关于郑国渠的记载，说“照着这个修就行”，然后又把头低下去。
两次都是这样。李世民问，他答。答完就完了，好像这些能决定千万人生死的事，跟他翻过的那页书一样，翻过去就不再想了。
第十六天的傍晚，李世民一个人来了。
没有侍卫，没有随从，就他一个。
任东正坐在帐篷门口泡茶。茶是粗茶，碗是破碗，但他泡得很认真——先烫碗，再投茶，然后注水，等茶叶慢慢舒展开，再缓缓吹开浮叶，呷一小口。
李世民在他对面坐下来，看着他泡茶，没说话。
任东也没说话，给他也倒了一碗。
李世民端起来喝了一口，苦，涩，还有一股子土腥味。
“这茶不怎么样。”他说。
“有得喝就不错了。”任东说。
李世民笑了笑，把茶碗放下。
“先生，”他说，“我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殿下请说。”
“我想请你入幕。”
任东端着茶碗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喝。
“殿下，”他说，“我上次说过了，不想当官。”
“不是当官。”李世民说，“是入幕。你留在我身边，有什么事了，我问你，你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不说。不用处理政务，不用见外人，不用行礼，什么都不用。你每天还是看书、喝茶、晒太阳。只是换一个地方看。”
任东放下茶碗，看了李世民一眼。
“殿下，”他说，“你为什么要找一个不想做事的人留在身边？”
“因为你懂的东西，别人不懂。”李世民说，“房玄龄懂谋略，杜如晦懂决断，长孙无忌懂人事，但他们不懂经济，不懂货币，不懂你说的那些‘用贸易解决问题’的法子。你上次说的那些话，房先生想了三天，杜先生也想了两天。他们不是想不到，是他们从来没往那个方向想过。你需要一个人，在你面前打开一扇新的门。”
任东沉默了。
“殿下，”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不是他们想不到，是他们想到了但觉得不可行？”
“不可行？”李世民皱眉，“你那些法子，我们已经在用了。分段运输，盐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