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它还占着朝廷岁入的一半江山；如今经沈凡几轮变法，已缩至约莫五分之一。
他心里清楚：待机器轰鸣、厂坊林立，盐税占比只会越来越小。
甚至他曾琢磨过，等国库充盈到一定火候，便悄悄减些田赋——可眼下，万万不行。
如今田赋一年收两千多万两，几乎撑起国库六成江山。
这笔巨款，沈凡舍不得丢，也丢不起——当初硬撼江南士绅，雷厉风行抄没田产、重订鱼鳞册，不就为把这白花花的银子牢牢攥进朝廷手里？
如今撑起国库的新柱子，是商税与矿税。
只是两项新政落地尚不足半年，账本上还只浮着几笔零星数字。
但沈凡笃定：不出三五年，这两项进项必会盖过田赋与盐税，且是成倍地盖过。
这不是拍脑门的臆断。
他记得分明：前世雍正皇帝熬干心血推行摊丁入亩，苦干十多年，国库也不过四千万两；而晚清改弦更张，开征商税、矿税之后，哪怕天下烽烟四起，岁入竟飙至一亿两白银！
乱世尚能如此，足见商税、矿税之厚实。
或许有人要说，那是洋务运动催生的工业化之功。
可再看南宋呢？
偏安半壁江山，疆域不过大周一半，岁入却稳稳破亿贯——靠的不正是市舶司、坑冶监这些商税、矿税的活水？
沈凡暗忖：南宋能行，大周凭什么不行？国土比它阔出两倍有余，人心比它齐，路比它宽，工坊比它多，若岁入反不如前，岂非笑话？
更别提这两年，大周与欧洲诸国几番大宗贸易，单次获利动辄百万两以上。
若这条商路越走越宽，光是官府经手的对欧买卖，一年就能捞回数千万两。
这还是朝廷统管的生意；若放民间下海，利润只怕翻倍还不止。
当然，在百姓与欧洲商人直接通商之前，沈凡还得先扎紧两道篱笆：严令禁运茶种出境，严禁瓷窑秘技外泄。
防的不是旁人，正是怕西洋人学去手艺，将来反咬一口，断了大周这口活命的财源。
别说瓷器，前世欧洲人早把茶树引种到天竺，硬生生掐断了天朝一笔稳赚不赔的茶税进项。
至于丝绸，沈凡压根没动过栽桑的念头。
桑树这东西，挑地方比挑女婿还苛刻——耐不得旱，扛不住涝，怕霜冻更畏盐碱，稍有不慎便枯死绝收。
放眼天下，唯江南水土温润、雨量丰沛、四季分明，才养得出满山青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