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方芷衡只用十分钟收拾好行李。
没有眼泪，没有慌乱的嘶吼，只有一种沉到骨头里的冷，推着她往机场赶。
她订了最近一班红眼航班，机舱里昏暗，她靠在窗边，闭着眼，脑子里全是母亲的样子。
她一遍一遍祈祷，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会没事，可心底那股不祥的预感，像潮水一样越涨越高。
等她跌撞着冲进医院走廊时，红色的 “手术中” 灯已经暗了。
走廊空旷，消毒水的味道刺得鼻腔发疼。尽头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佝偻的身影。
是父亲。
他头发白了大半，背弯得像被压断的树枝，双手插在头发里，一动不动。
听见脚步声，他慢慢抬起头，那双一向强硬又固执的眼睛，此刻通红浑浊，布满血丝。看见方芷衡的那一刻，父亲积攒了许久的悲痛突然崩开，他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压抑的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
方芷衡站在原地，脚像钉在地上。
不用问，答案已经写在父亲的脸上。
母亲走了。她连最后一面，都没赶上。
她走过去，在父亲身边坐下。
没有安慰，没有质问，两个人就那么坐着，直到天快亮，只剩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
后来杨阿姨红着眼跟她讲，母亲生下早产儿妹妹绵绵后，身子本就虚得厉害，半夜突然大出血，抢救了三个小时，终究没挺过来。
绵绵很小，皱巴巴的，躺在保温箱里，连哭都细弱得像小猫。
是母亲用命换来的孩子。
料理后事那几天，方芷衡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
联系殡仪馆，安排流程，接待亲友，夜里还要去看保温箱里的绵绵。
她不敢停下来，一空下来，心口就疼得喘不上气。
可她渐渐发现，父亲整个人垮了。
不是因为丧妻之痛，更多的，是一种落空的颓废。
他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根接一根抽烟，烟雾把他裹得看不清表情。
绵绵从医院接回家，他连抱都不肯抱一下，尿布不换，夜奶不喂，哭哑了嗓子，他也只当没听见，所有事全扔给杨阿姨。
那天夜里，绵绵哭了快一个小时，父亲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盖过了孩子的哭声。
方芷衡冲出去把电视按掉，父亲抬头看她，眼神麻木又烦躁。
“她也是你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