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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可那里再也没有那个人影。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地响，每一片都像是谁的叹息。
她想过去找他，去河对岸那间破屋子看看他还在不在。可她走到河边又折回来了，折回来又想去，来来回回好几趟，最后还是没有去。
去了又能说什么呢？她说不出“我跟你走”这种话，他也拿不出能养活一个班子的钱。他们之间隔着的不是一条河，是一条命——她那二十几口人的命。这道坎，谁也迈不过去。
玉春班很快又启程了。
苏州待不下去了，看戏的人越来越少，铜板越来越难赚。周瘸子说往西走，常州那边有个大庙会，去唱几场说不定能赚一笔。沈素秋同意了，反正去哪里都一样，都是唱戏，都是讨生活。
离开苏州那天是个阴天，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又没下。沈素秋坐在马车上，马车颠簸着驶过城外的石桥，驶过那片她和顾兰舟站过的河岸。她回头看了一眼——河对岸的那间土坯房还在，歪脖子槐树还在，晾衣绳上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她把头转回来，眼睛看着前方的路。路很长，弯弯曲曲地通向远处，不知道尽头在哪里。
“班主，”赶车的周瘸子回头看了她一眼，“你哭什么？”
沈素秋摸了摸脸，脸上湿湿的。她赶紧擦了擦，说：“风大，迷了眼睛。”
可她心里知道，那不是风。
从苏州到常州，从常州到镇江，从镇江到芜湖，玉春班一路往西，沿着长江辗转。沈素秋的戏越唱越好，她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花在了台上。每天晚上散戏后，别人都累得倒头就睡，她却睡不着，一个人在油灯下坐很久，看着那幅画发呆。
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