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长青在椅子上坐了三个半小时。没人跟他说话。桌上放了一杯水。凉的。他喝了。又凉了。
他的律师团队在隔壁接待室里待着。三个人。那个从北京来的律师姓贺。贺维东。京城刑辩圈的名角。打过的案件不少。胜率高。收费更高。
但省纪委的规矩，留置阶段，律师不能介入讯问。这是《监察法》白纸黑字写着的。贺维东懂这个。他来的目的不是陪审讯。是给孙长青打一针定心剂，“外面有人管你。撑住。”
问题是，定心剂的有效期只有几个小时。
凌晨两点十分。林度推门进去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牛皮纸。鼓鼓囊囊。没有封口。
孙长青看见他进来。直了一下身子。三个半小时的等待已经把他的姿态从“国企掌门人”磨成了“值班室里等处分的中层”。西装皱了。领带松了。温莎结歪到了三点钟方向。
“孙董事长。”林度坐下来。把文件袋放在桌面中央。“律师到了？”
孙长青的眼珠转了一下。“……到了。”
“贺维东。我知道。他2019年给鹤岗那个矿务局长辩护过。无罪辩护。没成功。判了十一年。”
孙长青的嘴角抽了一下。
“你请他来，没用。不是因为他不行。是因为你的案子跟法律辩护技巧没关系。”林度打开了文件袋。抽出一叠纸。“跟事实有关系。”
他把第一张纸放在孙长青面前。
银行流水。不是国内的。是一家注册在新加坡的私人银行。账户名，一串英文。户主信息，中文名字：孙思远。
孙长青的眼珠不转了。
“孙思远。1995年生。你的儿子。现居加拿大温哥华。UBC大学MBA。2021年毕业后没有上班。名下两处房产。一处在温哥华西区。一处在列治文。总价，加币四百八十万。折合人民币约两千五百万。”
林度的手指点了一下流水上的几行数字。
“这个新加坡账户。过去三年。累计收款，三亿一千四百万人民币。分七十二笔。每笔金额在两百万到八百万之间。汇款来源，六家不同的海外公司。注册地分布在开曼、维京群岛、和塞舌尔。”
他翻到第二页。
“这六家公司的受益人信息，通过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的渠道，我们拿到了其中四家的。”
第三页。
“四家公司的受益人，全部指向同一个信托架构。信托的设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