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做的事很了不起?”陈记者问。
傅绥尔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茶杯边缘轻轻转了一圈。“了不起的不是我。是那些被打了很多次终于决定走出来的女人,是那些被降薪后以为是自己不够好、后来才知道是公司违法的人,是那些拿到手册后在阅览架旁边蹲着看了很久然后小心折好放回原位的女工。我只是坐在花坊靠窗的桌子前,把她们应得的权利告诉她们。以前在金融圈做项目,做完了就是一个数字——业绩涨了几个点、客户签了几年约、年终奖多了几个零。现在做的这些事很难量化——你帮一个女孩拿回被克扣的工资,她的人生不会因此翻天覆地,但她知道自己被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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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