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绥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手指在杯沿上轻轻蹭了一下。“那个当事人来咨询的时候，她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公司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把她辞退，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没结清。她坐在我对面，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问她有没有想过申请仲裁，她说不知道可以申请——她以前觉得被辞退是自己的错，是自己工作不够努力。后来她拿到了全额赔偿和工资补发，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可以被随便欺负的人。我把这条消息截图保存在手机里，每次遇到难打的案子就翻出来看一眼。我说我为她感到骄傲，不是因为我帮她打赢了官司，是因为她开始觉得自己配得上‘不被欺负’这个权利。那是她途工作室接的第一个案子，也是我在花坊设免费咨询点的初衷——不是每个人都请得起律师，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
陈记者在采访本上快速记录，又追问了几个问题——从哺乳期辞退的赔偿标准到孕期降薪的证据收集、从职场性骚扰的认定条件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常见类型。傅绥尔逐条回答，不时引用具体的法条编号和典型案例。她的语速不快，但条理很清楚，和她每次在仲裁庭上做最后陈述时一模一样——不煽情，只陈述法条和证据。她还提到去年给一位被家暴多年的女士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来何秀兰在庇护所住了好几周之后通过社工介绍在社区食堂找到一份帮厨的工作，学面点，每天切菜揉面，最近正在准备参加面点师技能培训的结业考核。“她上次来花坊时还带了她儿子送给她的小笔记本，上面写着‘妈，你也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她说她现在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再是摸腰上的淤青有没有消退，而是给床头柜上那束洋甘菊换水，然后打开笔记本看儿子写的那行字。”
下午拍普法手册的寄送流程。傅绥尔坐在她途工作室的办公桌前，面前堆着厚厚一叠快递单和感谢卡。她逐张核对手册的赠阅申请地址——有各地妇联、社区服务中心、乡镇文化站、学校图书室，还有个人申请者。她拿起其中一张申请表给陈记者看：申请人是一个贵州乡镇中学的女教师，她在申请表上写了一段话——“这些女孩大多数初中毕业后就要外出打工，她们不知道自己在职场上有什么权利。希望能让她们在离开学校之前，至少知道被欺负了可以告。”傅绥尔说这张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