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律师接过文件，逐页翻阅。她翻到那张标注着“家庭共同账户过去三年全部流水”的打印件时停了一下，目光在某几行荧光笔圈出的数字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继续往下翻。她没有多余的寒暄，也没有惊讶的表情——做了十几年婚姻家事案件，什么样的账目她都见过。但翻完最后一页之后她摘下眼镜，用镜布缓缓擦拭镜片，重新戴上时目光平和却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审慎。“林女士，您整理的材料非常充分。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聊天截图之间的对应关系很清晰，可以作为证明对方婚内存在重大过错、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关键证据。”
她从文件盒里抽出一张空白的诉讼策略分析表，翻到反面，用笔在上面逐项列出需要补充的材料清单——婚后共同还贷的银行流水明细、孩子主要抚养支出的完整记录、对方社保和公积金缴存基数证明、以及任何能证明对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不正当关系的辅助证据。她写完之后把那张纸推到林薇面前，说按照这些条目去找，每找到一条就归档一条，证据链不能有缺口，时间轴要精确到日。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稳，但林薇注意到她在“辅助证据”那一栏旁边打了个星号——那是她唯一没有列具体条目的地方，也许是在等她主动开口。
“我还有一些录音。”林薇从包里拿出手机，点开一个加密文件夹。她指尖在屏幕上悬停了片刻，然后按下播放键。丈夫周彦酒后承认出轨的录音从手机扬声器里传出来，声音有些发闷，但每个字都清晰可辨。接着是另外两段——一段是婆婆在电话里说“我儿子从小就这样，犯了错只会躲”，另一段更短，是小宝在某个晚上忽然问她的那句话：“妈妈，爸爸为什么老是不回家？”她录下来不是想给孩子作证，是怕自己在漫长的诉讼里有一天会心软，忘了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
会议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