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最初还忍着气，好言好语劝。
甚至塞了些钱和粮票，想打发他们走。
父亲态度强硬些，但顾及影响，也默许了母亲的做法。
苏怀钰吓得不敢出门，整天躲在房间里哭。
然而，贪婪的胃口一旦被喂开，就再难满足。
两人很快又来了第二次，第三次。
要钱的理由越来越多，口气也越来越理直气壮。
从“买种子化肥”变成了“家里老人病了”。
最后干脆说“当初把孩子换给你们家，等于把闺女卖给你们了，这养育费不能少”。
父亲勃然大怒，差点让人动手。
母亲拦着，又是害怕又是丢脸，只能一次次给钱，指望破财消灾。
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以前那种其乐融融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
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整天唉声叹气，苏怀钰也变得沉默畏缩。
这些事，我是从街坊邻居闪烁的言辞和同情的眼神中拼凑出来的。
邻居奶奶有一次拉着我悄悄说：
“丫头，搬出来好，清净。那边啊...唉，被那对无赖缠上了，怕是没安生日子过了。”
我点点头，没接话。
他们如何，与我何干？
我的战场在即将到来的考场上。
时间在紧张的复习中飞快流逝。
终于，广播和报纸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整个社会都沸腾了。
我捏着户口本去报了名。
填表时，在“家庭出身”一栏，我停顿了很久。
最终工工整整写下了“农民”。
这是我无法回避的来处，也将是我凭实力挣脱的烙印。
考试那天，考场外黑压压全是人。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共同的紧张与期盼。
走进考场。
铃响，发卷。
世界安静下来，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我没有紧张，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专注。
我知道，我在为自己而战。
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不管结果如何，我尽力了。
等待放榜的日子，我继续看书。
也开始留意各种零活，不能再坐吃山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