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醒照常上班，照常做账，照常下班后去饭馆帮忙。沈伯安那边的事体，她没再问过。不该问的别问，这是规矩。她也不晓得沈伯安到底有没有跟那个东洋商人见上面，更不晓得电台的事体解决了没有。
她只是每天朝九晚五，做她的会计，写她的文章，演她的“周默生女朋友”。
有时候走在霞飞路上，她会忽然停下来，望着某个方向，发一会儿呆。脑子里头会闪过一些画面——青年旅馆二楼掉下来的那个人，血漫了一地的样子；沈伯安站在巷子口，压低帽檐，说“我信侬”的样子；沈泽楷坐在西餐馆里，说“我不是帮侬，我是帮这个国家”的样子。
这些画面，像碎玻璃，扎在她心里头，疼，可她不能喊疼。
她深吸一口气，继续走。
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上海不下雪，可冷得钻骨头。法租界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一串一串的小灯泡，红的绿的蓝的黄的，在寒风里一闪一闪的，像在发抖。霞飞路上的橱窗里头摆着圣诞树、雪花、穿着红袍的圣诞老人，洋气得很。可弄堂里头还是老样子，煤球炉子冒着青烟，马桶车轱辘碾过石板，咕噜咕噜的，该干嘛干嘛。
陈醒下了班，没有直接回家，先去了一趟南京路。
她要买件衣裳。
不是给自己买，是给姆妈买。姆妈今年四十二了，头发白了大半，眼睛也花了，可从来不舍得给自己添件新衣裳。过年穿的那件藏青色棉袍，还是三年前做的，袖口磨毛了，领子也旧了，洗得发白。
她在南京路上逛了好几家铺子，最后在一家绸布庄门口停下来。橱窗里头挂着一件烟粉色的旗袍，料子是织锦缎的，暗花纹，在灯光下头泛着微微的光。她站了一会儿，推门进去。
“小姐，买啥？”伙计迎上来，笑眯眯的。
“这件旗袍，有没有大一些的尺寸？”
“有有有，侬要多大？”
陈醒想了想姆妈的尺寸，比划了一下。伙计从里头找出一件，她摸了摸料子，滑溜溜的，凉丝丝的，做工也细。
“多少铜钿？”
“十二块。”
十二块。不便宜，可也不算太贵。她想了想，掏出钱包，付了钱。伙计把旗袍叠好，装进纸袋里，她拎着纸袋走出铺子。
外头的天已经暗了，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照得南京路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她站在路边，等了一会儿，叫了辆黄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