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的梧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铺了一地。仁安里弄堂口的石板路上，每天清晨都能看见扫街的老伯，拿着大扫帚，唰，唰，唰，把那些落叶堆成一堆一堆的。顾太太从菜场回来，拎着篮头，跟隔壁的阿婆讲：“今年叶子落得早，怕是冬天要来得早。”阿婆缩在竹椅里，眯着眼睛：“早好，早点冷，早点过年。”
陈醒下了班，从公司出来，天已经暗了。她沿着霞飞路往南走，走到弄堂口，习惯性地往路边看了一眼——没有那辆黑色的轿车。
这已经是第十天了。
周默生不见了。
上个月底，她还跟他吃了两次饭。一回是西餐馆，这回换了家本帮菜馆，在城隍庙后头，做的是地道的上海菜，红烧肉、腌笃鲜、八宝辣酱，样样都做得地道。周默生讲，西餐吃个情调，本帮菜才落胃。他穿着件灰色夹克，没打领带，头发也没梳得那么光，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小开，不是公司里那个西装革履的“特别顾问”。
两回吃饭，都没再提那些试探的话。聊的是电影、、弄堂里的趣事。周默生讲他小时候在木渎，跟着阿婆去赶集，看见卖糖人的摊头就走不动路。陈醒讲宝根上学的事体，讲他写“国”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可一笔一画都很用力。
周默生听着，笑了，说：“小孩子都这样。我小时候写字，先生讲我写的字像蚯蚓在爬。”
陈醒也笑了。那笑，是真的笑，不是客气的、防备的那种。
吃完饭，他送她回家。车子停在弄堂口，她下车，他坐在车里，隔着车窗朝她挥挥手。她走进弄堂，回头看了一眼，车还停在那里，灯亮着。她转过身，继续走。再回头，车已经开走了。
就这么吃了两回饭。不多，也不少。
然后他就消失了。
没有电话，没有口信，没有解释。在公司里，他的办公室门关着，灯灭着，门口的铜牌还在，可人不见了。庞文桦那边也不提，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陈醒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空落落的。不是难过，是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像一个人走在路上，忽然发现旁边的脚步声没了，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
她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不想了。人家是“特别顾问”，来来去去，自然有他的道理。她只是个普通会计，没资格问。
可她知道，她不是普通会计。她是“白鸽”。她的眼睛，要看着每一个不该看的人。
十月初的一个早上，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