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春天，不太平。
街面上，日本兵多了，巡逻的也多了。虹口那边，隔三差五就有枪声，听说是帮派的人跟东洋人干上了。有人叫好，有人叹气，有人闷着头过日子，什么都不管。租界里的报纸天天登着消息，哪里的汉奸被杀了，哪里的仓库被炸了，哪里的工人又罢工了。王姐每天早上一进门就嚷嚷：“又出事了！又出事了！”何美芳叫她小声点，她压低了声音，可过不了一会儿，又嚷嚷起来。
陈醒坐在自己位子上，听着那些消息，手里握着笔，一笔一笔地写着数字。那些数字，不会嚷嚷，不会害怕，也不会乱说。她越来越喜欢它们了。
四月中旬，公司要盘点了。会计一部的人都要去十六铺码头，清点存货。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陈醒就出了门。她穿了件旧棉袍，外头罩着件灰扑扑的夹袄，头发用发夹别得紧紧的，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女职员，不起眼，不打眼。
朱会计在码头门口等她。他是会计一部的老人了，在这行做了二十多年，什么账都见过，什么人都认得。可他话少，从不背后讲人闲话，是那种让人放心的人。
“陈小姐，来了？”朱会计从老花镜上方望着她，“今朝货多，可能要忙到下午。”
陈醒点点头：“朱先生辛苦了。”
朱会计摆摆手：“辛苦啥，做惯了的。”他领着她往仓库区走，一边走一边絮絮叨叨地讲着那些货的来路、去向、数量。陈醒听着，记着，偶尔问两句。两个人沿着那些堆满货物的过道走，空气里弥漫着桐油、麻绳、木箱的味道，还有江面上吹过来的、带着腥味的风。
盘点到一半的时候，朱会计说要去一趟账房，让陈醒先在调度室等他。
调度室在码头东边，一间不大的平房，门口挂着块牌子，里头摆着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贴着船期表和货运单。陈醒推门进去，里头没人，她就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下来，等孙会计回来。
窗子开着，江风从外头灌进来，凉丝丝的。她望着外头那些来来往往的工人、脚夫、水手，还有那些码得整整齐齐的货箱，心里头忽然想起沈阿大。她的长篇《裁衣记》，已经写了三万多字了。沈阿大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守着他的铺子，一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