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醒投出去的那篇《危城北望》，像一颗投入深潭的小石子，连个像样的水花都没溅起，便悄无声息地沉了底。一份份报纸买回来，从头版头条翻到中缝广告，寻不见“北地孤鸿”的只言片语。起初她还抱着一丝侥幸，或许是被编辑压下了，或许还在审稿流程中。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春意从枝头嫩芽一路疯长到梧桐叶满，那篇文章依旧杳无音信。
她不死心。又偷偷誊写了四五份，换了不同的信封和笔迹，分别寄往几家规模稍小、风格更泼辣些的报纸，甚至有一份寄往了某本以时评著称的杂志。依旧是泥牛入海。
她知道，在眼下这歌舞升平的租界空气里，在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暧昧调子下，这样一篇直指华北危局、近乎“危言耸听”的文章，大抵是不合时宜的。编辑们有他们的顾虑，审查有它的尺度。可她就是不甘心。眼睁睁看着历史的车轮朝着既定的、血肉模糊的轨迹碾去，自己明明知晓，却连一声微弱的呐喊都发不出来，这种憋闷，像一团湿棉花堵在心口，又沉又闷。
夜里，她常做噩梦。有时是刺耳的防空警报划破夜空，有时是战壕里血肉模糊的年轻面孔，有时是姐姐陈玲抱着孩子在废墟中惊慌奔逃……醒来时，冷汗浸湿了单薄的衣衫，窗外依旧是租界宁静的、带着霓虹光晕的夜色。巨大的荒谬感和无力感，几乎要将她淹没。
她只能更用力地投入日常。上课，笔记记得一丝不苟；回家，帮母亲料理家务；夜里，继续对着《申报年鉴》和密码练习纸，将那些焦虑和不安，统统压缩进冰冷的数字组合与笔画拆解里。至少，在做这些的时候，她能感觉到自己还在“做”些什么，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准备。
沈伯安所说的新联系人，迟迟没有出现。约定的几个死信箱点位，她每隔几日便会不着痕迹地“路过”查看，墙缝依旧，树洞空空，图书馆那本《辞源》静静躺在原处，第三百页夹着的，只有灰尘。
起初她还有些忐忑，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出了纰漏，错过了信号。渐渐地，这份等待变成了某种常态。她按部就班地上学、回家、练习，像一个真正的、只关心学分和家事的女学生。甚至，心底隐秘的角落，竟生出一丝细微的、连她自己都感到羞耻的窃喜——仿佛这样平常的日子，能多延长一天，也是好的。能多看几眼父母安好的面容，能多感受几次弄堂里嘈杂而安稳的烟火气，能……暂时忘记那迫近的、血色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