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爹！稿费！三块钱！文章登出来了！”陈醒的声音带着难得的雀跃。
李秀珍抬起头，手上还沾着盐粒，眼里瞬间迸发出光彩：“真的？三块？阿弥陀佛，真是及时雨！”她连忙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银元，看了又看。
陈大栓也站起身，脸上深刻的皱纹舒展开一些，拍了拍手上的灰：“好，好！醒子有出息！这钱……来得是时候。”
确实太是时候了。之前父亲咬牙拿出去囤货的一百五十块大洋，经过这几日全家出动、精打细算的抢购，已经花掉了三十多块。换回来的，是堆满了半个北间和灶披间角落的生存物资：糙米八十多斤，面粉三十斤，粗盐二十斤，咸肉、咸鱼、腊肠十几斤，菜干、萝卜干好几坛，肥皂两打，火柴、蜡烛各数包，还有一小瓶红药水和几卷纱布。家里那股混杂的、踏实又略显窒息的储备品气味，比任何言语都更能说明局势的严峻。
眼下家里一共还剩下一百五十多块大洋。这笔钱，在李秀珍看来，是未来几个月房租、水电和无法囤积的鲜菜钱的唯一指望，是绝不能轻易再动的“保命钱”。陈醒这意外而来的三块钱，正好可以应付一些额外的、迫在眉睫的开销。
“这钱，醒子你自己留着。”李秀珍想了想，把银元塞回陈醒手里，“买点纸笔，或者……看看再添置点啥紧要的。你写文章要用脑子，也别太亏着自己。”
陈醒没推辞，她知道母亲的意思。这钱算是她的“私房”，也是家庭应急资金的一个灵活补充。
喜悦短暂地冲淡了焦虑，但更大的忧虑随即浮现。
父亲陈大栓蹲回米袋旁，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闷声开口：“铁生……有好几天没捎信回来了吧？”
一句话，让屋里的气氛又沉了下去。是啊，大哥陈铁生。上次见面还是搬家时匆匆一瞥，后来只托人带过一次口信说“忙”，再无声息。算算日子，已经快半个月了。
“往常再忙，十天半个月总该回来看看。”李秀珍忧心忡忡地放下腌菜盆，“现在外头这么乱，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又在理发店那种人来人往的地方……会不会……”
她没敢往下说。但大家都明白她的担心。大哥接触的人杂，心思又活，对时局格外关注。在这东洋人步步紧逼、抗倭情绪日益高涨的关口，他那样的年轻人，最容易卷进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