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男人，一个中年，一个青年，在冬日午后的寒风中，蹲在墙根下，互相说着并不轻松却实在的安慰话。远处，城隍庙的飞檐在灰白的天际画出沉默的轮廓。叮叮当当的电车声，从租界方向隐约传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回响。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陈大栓就起来了。
他换上那身最厚实的旧棉袄，戴上破毡帽，仔细检查了租来的车——车胎气足不足，铃铛响不响，座位干不干净。然后，跟李秀珍交代一声，便拉着车出了仁安里。
清晨的法租界还在沉睡。街道空旷，路灯尚未熄灭，在湿冷的空气里吐出团团昏黄的光晕。清洁夫拉着粪车，轱辘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偶尔有送牛奶的自行车叮铃铃驶过，车筐里放着一个个矮胖的玻璃瓶。
陈大栓没往霞飞路那些繁华地段去，而是朝着南面，靠近老城厢华界的方向走。越往南，街道越窄，建筑越杂乱，租界那种整齐划一的“洋气”渐渐淡去，熟悉的、属于上海老城的烟火气开始弥漫。
他选了个三岔路口，靠近一座跨越租界与华界的石桥边停下。这里位置微妙：站在租界一侧，能望见桥对面华界灰扑扑的街景和早起忙碌的人群；背后，则是租界相对整洁的马路和渐渐醒来的店铺。
他把车擦得锃亮（尽管漆皮剥落），自己则蹲在背风的墙角，眼睛像鹰一样，扫视着过往行人。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从华界过来，要去租界里面办事或上工的——穿长衫的账房先生，拎着工具包的工匠，赶早市的小贩；另一种是从租界出来，要过桥去华界的——可能是去访友，去老字号店铺，或者单纯想省钱的居民。
生意很淡。等了一个多钟头，才拉到一个客人——一个穿着半旧西装、夹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要去华界的一所小学。路程不远，车资也不多。男人下车时，看着陈大栓冻得通红的脸和裂口的手，多给了一个铜元。
陈大栓道了谢，把铜元仔细收好。寒风像小刀子，从裤腿、袖口、领子往里钻。他不停地跺着脚，呵着白气。时间过得很慢。他看着桥上车来人往，看着对岸华界早点摊升起的滚滚白烟，闻着飘过来的油条、大饼、豆浆的香气，肚子咕咕叫起来。但他没过去买。租界边上的东西，也比南市里头贵。
偶尔有穿着深蓝色制服、戴着平顶帽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