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整，第一批外宾到了。
两辆公共汽车停在大门外。车门打开，苏联代表团四十七人鱼贯下车。
安德烈走在最前面。
左手拎着一只磨了边角的旧皮包，右手攥着那本在北城记满笔记的黑色本子——那上面有他四十三年职业生涯里最密集的一页手绘图。
经过安检棚时，他朝金属探测门旁的761部队哨兵点了一下头。
哨兵啪地回了个标准军礼。
安德烈身后跟着伊万和那位在跑道上腿软过的转运军医。
两人表情严肃，但转运军医的脖子一路没停过——左看看装甲车，右瞅瞅探照灯，跟进了军事博物馆似的。
伊万拽了他一把，声音压得很低：“看路。”
英国代表团的大巴从另一个方向驶来。
威廉姆斯爵士站在路边迎接自家人，灰格子西装，牛津尖头皮鞋，鞋面上沾了一块灰泥点——大概是从那一百米土路上带的。
他弯腰擦了擦鞋，直起身的时候，正好撞上安德烈的目光。
两人隔着五米远对视了一秒。
威廉姆斯先伸出右手。
安德烈走过去，握住了。
“安德烈。”
“威廉姆斯。”
两只手握了三秒。不需要更多的话。
威廉姆斯松开手，嘴角动了一下：“没想到有一天咱俩能坐同一边。”
安德烈把围巾正了正：“我更没想到，让咱俩坐到同一边的，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中国姑娘。”
门口的登记台前排起了队。
法国勒费弗尔带着四个同事站在队伍中间，怀里抱着一叠快有半寸厚的打印材料——他在飞机上连夜翻译的叶蓁手术记录，封面被他翻得起了毛边。
山田领着日本代表团八个人站在法国人后面，胸前挂着一台微型录音机。
全程录音，一个字都不打算漏。
顾铮站在安检棚出口处。
军装笔挺，肩章上的星在冬日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像是专门替他老婆的主场镀了一层金。
他手里捏着一本名册，每过一个人就低头在名字后面打一个钩。动作不紧不慢，跟检阅部队差不多。
周海站在他旁边，嘴唇在动，一直在默数人头。
“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一百五十一……”
声音越数越小。
最后一个签到的是法国里昂来的心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