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蓁走出来，左手扯下口罩，右手还在活动指关节，骨节发出细碎的咔咔声。
连着两台“华夏之心”的先心病手术。一台房缺修补，一台动脉导管未闭结扎，都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红卡患儿。
刘建民跟在后头，手里捧着术后记录本，嘴里还在念叨。
“第二台的导管壁黏连比术前评估的严重，你那个分离手法我没看明白，回头能不能再讲一遍？”
叶蓁边走边说：“晚上查房的时候一起说，你把术中录像带调出来，我标注几个关键帧。”
“行，我马上安排。”
刘建民小跑着拐进了护士站。
叶蓁在走廊拐角的洗手池前停下，拧开水龙头。冰凉的自来水冲过指尖，她低头洗了把脸。
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白大褂前襟上，洇出几个深色的小圆点。
身后传来脚步声。
不止一个人。
她关掉水龙头，拿袖口随手抹了一把脸，转过身。
安德烈站在三步之外。
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灰色呢子大衣扣得板板正正。那双厚实的手交握在身前，指节泛着白。
两个年轻的苏联医生站在他身后。
伊万的眼眶是红的。
他刚在观摩室里看完了整场手术——从第一台的开胸到第二台的最后一针，中间连厕所都没去过。
翻译站在最后面，手里攥着笔记本，眼神在安德烈和叶蓁之间来回弹。
走廊安静了两秒。
叶蓁靠在洗手池边，没动，等着。
安德烈没开口。
他低下头。
右手伸向自己的左胸口，摸到了大衣翻领上那枚擦得锃亮的金星勋章。
指腹在勋章边缘顿了一下。
然后，他拧开别针，把勋章从领口取了下来。
动作很轻。
像是在摘一片不属于自己的叶子。
他把那枚代表苏联科学院最高荣誉的金属徽章握在掌心，缓缓塞进了大衣内侧口袋。
伊万的嘴张了张，整个人钉在原地。
他跟了安德烈六年。
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从巴库洛夫中心到柏林学术年会——那枚勋章从来没有离开过导师的胸口。
从来没有。
在东德国家歌剧院参加国宴时，别着。在WHO日内瓦总部做报告时，别着。在任何一个有摄像机和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