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安德烈身后的两个苏联年轻人，此刻的表情可以用四个字概括——
灵魂出窍。
三观已经不是碎了。
是被人拿锤子砸成齑粉，扬了。
眼前这个满头银发、疯狂记笔记的人，是他们的导师啊。
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医学旗帜。
苏联活着的传奇。
学术报告会上咳嗽一声，前三排教授集体噤声的那种存在。
此刻。
在一个中国军队医院里。
像个怕挂科的研一新生。
拼命抄板书。
字迹潦草飞快，笔尖刮得纸面沙沙响。
那架势，但凡叶蓁说快一个字，他就恨不得把笔掰成两半、左右开弓一起记。
伊万站在角落里。
他已经忘了自己来之前，在飞机上对着镜子练了多少遍“我是苏联心外科的未来之星”这句话。
此刻那句话塞回嘴里嚼嚼，苦得舌根发麻。
叶蓁讲到自体心包带瓣管道在新生儿体内的适配率时，安德烈猛地抬起头。
钢笔悬在半空。
墨汁在笔尖上凝成一滴，摇摇欲坠。
“叶大夫，能不能……”
他卡壳了。
对一个一辈子在手术台上呼风唤雨、说一不二的人来说。
“犹豫”这两个字，本不该出现在他的词典里。
但它就是出现了。
“能不能让我——亲眼看一次您的手术？”
俄语里有好几种表达“请求”的方式。
安德烈选的那个词，是最卑微的一档。
虔诚。
克制。
带着朝圣者踏入圣殿前，在门槛外磕头的那种分寸感。
叶蓁看了他两秒。
“明天上午有两台'华夏之心'的排期。”
她的语气寡淡得像在说今天食堂有红烧肉。
“你可以进观摩室。”
安德烈像接到特赦令的犯人，脑袋点得快要脱臼。
就在这时。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顾铮高大的身影探进来半个。
漆黑的眼眸越过满屋子的人头——旁边有白胡子院士、有傻站着的苏联青年、有手里攥着笔记本的翻译。
一个都没看。
第一时间。
直直落在叶蓁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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