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秒钟，推出来了。
伊万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钉在原地。
嘴张着。
合不上了。
不是不想合。
是下巴不听使唤了。
谁来告诉他，这种智商上的绝对碾压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比被人当众扇十个耳光还狠。
耳光打的是脸。
这一刀剔的是骨头。
在绝对的技术实力面前。
一切质疑，一切傲慢，一切自以为是，全是纸糊的。
一捅就穿。
安德烈彻底哑了。
他呆呆地盯着桌上的手绘图，又看看那份被叶蓁两根手指点出致命漏洞的病历。
后背的衬衫早就湿透了，贴在脊梁骨上，冰凉刺骨。
但他心里更凉。
如果不是今天这一趟。
如果他们真的带着这份病历回莫斯科。
真的在巴库洛夫中心的手术台上，按照预定方案开了那一刀……
那个孩子。
那个还没学会叫“爸爸”的婴儿。
就会因为这十五度的偏差，死在他安德烈·波波夫的刀下。
死得无声无息。
死因还会被写成“术中不可抗力因素”。
安德烈深吸了一口气。
他颤抖着手，摸向椅子旁那只名贵的真皮公文包。
拉开拉链。
摸出一个黑色硬面笔记本。
翻到空白页。
拧开钢笔帽。
堂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整个东欧心外科圈子里说一不二的人物。
此刻腰板挺得笔直。
脑袋低下去。
一笔一划。
开始记笔记。
跟他五十年前在列宁格勒医学院新生课堂上的姿势，一模一样。
这一记，就是整整四十分钟。
叶蓁从冠脉移植的极限改良方案讲起，到主动脉根部重建的缝合顺序，再到术后二十四小时的精确用药梯度。
每一个数据、每一步逻辑、每一个她轻描淡写带过的操作细节。
放到任何一本国际教科书里，都够单开一个章节。
但在这间会议室里。
她语速平缓，说一句，安德烈就记一句。
中间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自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