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三天，西奥多去了趟伦敦城。
不是去诊所，不是去议会，是去针线街——伦敦金融区的核心。那里聚集着银行、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各种各样的金融中介，街道狭窄但建筑气派，每一扇厚重的木门后面都藏着一笔巨大的财富。
他要去见的人是查尔斯·福斯特，一位在伦敦金融城执业多年的大律师。福斯特先生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的事务所在针线街的一栋老式建筑的三楼，窗户正对着街对面的英格兰银行。
西奥多是经加德纳舅舅介绍来的。舅舅说，福斯特先生是伦敦最可靠的律师之一，“信托这种事，找他比找任何人都放心”。
福斯特先生把西奥多领进办公室，倒了两杯雪利酒，然后靠在椅背上，等着他开口。
西奥多没有绕弯子。他把慈善晚宴上募捐的钱、乐谱义卖的收入、以及三场音乐会募捐箱里的钱，一笔一笔地列出来，写在纸上，推给福斯特先生看。
“福斯特先生，这笔钱不是我自己的，是别人捐给公共卫生事业的。慈善晚宴现场募捐一百五十英镑，乐谱义卖五十本、每本五几尼、合计二百六十二英镑，三场音乐会的募捐箱里还有五十英镑。加上几位零星捐赠的，一共四百六十多英镑。”
他把数字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笔的来龙去脉都附在后面。
“我不能把它放在我的私人账户里，也不能用它来买我自己的东西。我需要一个慈善信托，专门管这笔钱。每一笔支出都要有记录，每一分钱都要能追溯。”
福斯特先生拿起那张纸，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看着西奥多。
“菲利普斯先生，您知道吗，来找我做信托的人，大多数是想把财产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您是第一个来跟我说‘这笔钱不是我的，我要把它管得清清楚楚’的人。”
西奥多没有说话。
福斯特先生放下那张纸，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空白的信托契约，开始在上面写字。他写得很慢，每一行都要停下来想一想，问西奥多几个问题，然后再继续写。
“信托的名称？”
“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
“委托人？”
“我。”
“受托人？”福斯特先生抬起头看着他，“按照法律，受托人至少需要两位，最好三位。您自己不能当受托人——委托人兼任受托人虽然允许，但容易被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