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是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送到的。
西奥多正在书房里整理麦里屯的账目，贝茨上楼来，手里拿着一封信。信封不是普通的牛皮纸，是议会专用的那种厚实的白色信纸，封口处盖着议会的火漆印。西奥多拆开信封，抽出信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菲利普斯先生：
兹通知您，下议院公共卫生委员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就您提交的《关于在伦敦选点试行公共卫生承包制并替代窗户税之方案》举行听证会。届时请您出席，并就方案内容接受委员会质询。
您可携带相关文件及证人。听证会结束后，委员会将就是否批准试点进行表决。
下议院公共卫生委员会秘书托马斯·贝克”
西奥多把这封信读了两遍，然后放下，靠在椅背上。
他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从麦里屯的疫情暴发，到他在马车里打开系统买下第一批药，到他在威尔逊牧师的书房里摊开那张画着粪池和排水沟的图纸，到他站在女王大厅的指挥台上面对八百名观众，到他一份一份地送报告、一个一个地拜访医生和工厂主——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为这一天做准备。
现在这一天来了。
他没有兴奋，没有紧张，只是觉得平静。像是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终于看到了目的地，但还没有到达，还需要再走最后一段。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然后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伦敦的傍晚，天空是灰蓝色的，远处的烟囱还在冒烟，街上马车一辆一辆地驶过。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桌前，开始准备听证会。
他不知道委员会会问什么，但他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在麦里屯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用数字和事实说出来。他不需要夸张，不需要煽情，只需要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地摆在那些议员面前，让他们自己算。
他花了三天时间，把所有的材料重新整理了一遍。麦里屯的账目、排水沟的长度、清淤的车数、粪池改造的户数、水井的数量、公厕的建设费用和运营成本、垃圾清运的收入、粪便制肥的利润、替穷人交窗户税的金额——每一项都列成表格，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他把这些表格装订成册，封面用深蓝色的硬纸，上面贴了一张白纸标签，写着“麦里屯卫生改革数据汇编”。
然后他开始写演讲稿。
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演讲，是那种平实的、克制的、每一个字都有依据的陈述。他不想让那些议员觉得他在表演。他想让他们觉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