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送出去之后，西奥多等了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里，他没有收到查德威克的任何消息，也没有收到威廉·霍尔的来信。他每天坐在书房里，看书、写东西、翻系统里的资料，偶尔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看街上的行人，然后又坐回去。贝茨每天按时送茶、送饭、送信，但信箱里除了账单和一封来自麦里屯的问候信之外，什么都没有。
问候信是威尔逊牧师写来的。牧师在信里说，麦里屯的一切都好，窗户都开着，街上干干净净，老汤姆的公厕每天人来人往，堆肥场的肥料已经卖到了隔壁的镇子。最后他加了一句：“镇上的人都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玛丽说，你答应过要教她儿子识字。”
西奥多把这封信读了两遍，然后折好，放进了抽屉里。
他不是一个擅长等待的人。
麦里屯的改革虽然成功了，但那些钱是他自己掏的。一百五十英镑的投入，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他在伦敦的房产和投资，加上系统里的财富，足以让他一辈子衣食无忧。他花钱从来不需要犹豫，也从来不会因为花了钱而心疼。但这不是钱的问题。问题是，这笔投入要收回成本，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如果其他地方的改革也要靠他一个人掏钱，那就算他有再多的家底，也不是长久之计。
他需要找到一个让改革自己能养活自己的方法。不是靠施舍，不是靠捐款，是靠它自己赚钱。粪肥生意能赚一点，但赚得不多，而且太慢。公厕不能收费——一收费穷人就用不起，防疫就白搞了。垃圾清运能覆盖成本，但也不会有多少盈余。他算来算去，麦里屯的模式在其他地方也许能勉强维持，但绝不会有人愿意投钱进来。没有利润，就没有人跟进；没有人跟进，改革就永远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成不了气候。
他需要一个更有力的东西。不是利润表，不是账本，不是那些干巴巴的数字——是能让更多的人看见、听见、记住的东西。是能让那些有钱、有势、有影响力的人坐不住的东西。
他想到了音乐。
在爱丁堡读书的时候，他曾经在系统的音乐库里翻到过一首曲子。那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合唱作品，旋律庄严而震撼，定音鼓的节奏如同命运沉重的脚步，铜管的轰鸣仿佛末日审判的号角。他不知道这首曲子的原作者是谁——系统里的资料只标注了曲名《The Mass》，没有署名。也许是某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作曲家，也许是某个时代的佚名作品。他不在乎。他只知道，这首曲子不属于他，但也不属于任何他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