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蹲在田埂上，指尖捻起一撮土。褐色，微润，颗粒粗粝中带着柔韧的黏性。指甲缝里嵌进一点深褐，像一道褪色的印痕。这土她认得：东坡那块地，父亲犁过十七年，母亲撒过二十三季稻种，她赤脚踩过四百多个清晨的露水。如今地是别人的了，租约签在镇上办公室的玻璃桌面上，墨迹未干，纸页还泛着油印机的微温。可土不认字，它只记得谁的手掌曾为它开裂，谁的汗滴曾渗进它的缝隙，谁的哭声曾在它脊背上震颤过整片麦浪。
阿沅没抬头。她只是把那撮土轻轻放回田埂边缘，用拇指抹平指腹的痕迹，仿佛抚平一段不该被惊扰的休眠。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皮皲裂如祖父手背的血管，树冠却愈发浓密，垂下的枝条拂过土墙，扫落去年冬天积存的灰白鸟巢碎屑。树影斜斜切过青石阶，阶上苔痕斑驳，深浅不一——最深那处，是阿沅十二岁那年摔的。她追一只蓝翅蜻蜓，竹竿脱手，人仰面栽下，后脑磕在石棱上，血珠子混着青苔汁液，在灰白石面上洇开一小片暗红。陈砚就站在三步外，手里攥着半截没削完的柳笛，笛孔还沾着唾沫星子。他没动，只盯着她额角涌出的血，喉结上下滚了一遭，然后突然转身，跑进自家院门，再出来时，掌心里托着一枚湿漉漉的、刚从井里捞出的冰镇酸梅——紫红，沁着水珠，酸得人牙根发软。他塞进她汗津津的手心，什么也没说，只把目光钉在远处翻滚的云团上，仿佛那才是他该守的疆界。
那是他们之间第一次沉默的交换。没有言语的契约，却比后来所有签过字的纸张都更沉。
陈砚是村里唯一一个考出去又回来的人。七年前，他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站在村口槐树下，影子被正午的太阳压成小小一团。阿沅送他到田埂尽头，递过去一个粗陶罐，里面装着晒干的野山楂片，用棉纸细细包好，纸角还用蓝靛染的细麻线扎了个结。他接过，指尖擦过她手背，烫得像刚离灶膛的陶罐底。他没看她，只低头盯着罐子上歪斜的“沅”字——那是她用烧黑的树枝蘸水写的，字迹洇开，像一滴将落未落的泪。火车汽笛撕开晨雾时，他忽然回头，目光穿过攒动的人头，直直落在她身上。阿沅没挥手，只把那只空了的陶罐抱得更紧，罐身冰凉，硌着胸口，像一块尚未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