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一行小字，是我当年写的：“陈砚教的。他说，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名字不能错，错了，心就丢了。”
陈砚静静看着，没接，只是伸出手指，轻轻拂过那行字。他的指尖粗糙，带着常年握粉笔和锄头留下的薄茧，蹭过纸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你记得。”他说。
“记得。”我答。
他忽然弯腰，从脚边拿起一个小铁桶，里面是半桶清水。他蹲下，示意我蹲下。我依言，膝盖压着微凉的塑胶跑道。
他舀起一勺水，缓缓浇在离我们最近的一株桑苗根部。水流渗进土里，迅速消失，只留下深褐色的湿痕。
“晚晚，”他声音很轻，却像种子落进松软的泥土，“地没变。它一直在这儿，等你回来认它。”
我看着那圈湿润的泥土，看着水渗下去的地方，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年，我蹲在田埂上，手指插进泥土里，凉、润、微腥。
原来，我从未真正离开。
我只是把根，暂时盘绕在了别处。
而土地，从不催促。它只是沉默地等待，用四季轮回，用草木枯荣，用每一粒被风带走又吹回的尘埃，提醒你：你从哪里来，你的名字，刻在哪道垄沟里。
那天傍晚，我留在了青石坳。
没住村委会安排的招待所，而是去了老屋。陈砚家的老屋翻新了，土坯墙换成了青砖，屋顶铺了琉璃瓦，可那扇吱呀作响的榆木门，他留着，只是重新刷了桐油，颜色更深了，纹理更亮了。
晚饭是陈砚做的。灶台还是老式的柴火灶，他蹲在灶膛前添柴，火光映着他半边脸，明暗交错。我坐在小凳上剥蒜，蒜皮纷纷扬扬，像一场微型的雪。
“你还会烧火？”我问。
他头也不抬：“手没忘。”
饭很简单：荠菜豆腐汤，清炒野苋菜，蒸红薯，还有两碗新蒸的糙米饭。
我们坐在院中老槐树下吃饭。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把院子照得如同白昼。那棵老槐树，枝干虬劲，新叶葱茏，在月光下投下浓重的影。
吃到一半，陈砚放下筷子，起身进屋。再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蒙尘的木匣子。他拂去灰尘，打开，里面是一叠整整齐齐的信封，封口都用蜡封着，火漆印是同一枚印章——一朵简笔勾勒的野蔷薇。
“我写的。”他说，“每年小年，写一封。没寄。”
我伸手，指尖颤抖。
他没拦，只是看着我，目光沉静如古井。
我拆开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