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的情，最初就长在这片土地上，不是花前月下，是麦芒刺进脖颈的痒，是暴雨前抢收时两人共撑一把破伞，是他蹲在田埂上，用指甲帮我挑出扎进掌心的碎玻璃碴，血珠冒出来，他掏出一块洗得发硬的蓝布手帕，一圈一圈缠紧，动作轻得像在包扎一只受惊的鸟。
青石坳的地，贫。黄壤夹着砂砾，保不住水，肥力薄，种啥都蔫头耷脑。可偏偏，这里的人活得韧。春天犁地，牛喘着粗气，鞭子甩在空中，只响不落；夏天抗旱，十几户男人轮班守着机井，扁担压弯了脊梁，汗滴进泥里，瞬间就没了影；秋天打场，连枷起落，谷粒飞溅，金灿灿的，砸在脸上生疼。
我和陈砚就是在这样的节奏里长大的。
他成绩好，全县前三，老师劝他报省城的重点大学，学法律或经济。他没吭声，只在填报志愿那天，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载我去镇上邮局寄信。风很大，吹得我蓝布衫鼓起来，像一面小小的帆。他后背贴着我前胸，我能感觉到他衬衫下肌肉绷紧的弧度，还有他心跳，一下，又一下，稳而重，盖过了车轮碾过碎石的咯噔声。
“晚晚，”他忽然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我要留在县里教书。”
我没惊讶。我早知道。
他父亲陈伯三年前查出肝硬化，不能碰酒，不能熬夜，更不能再做会计——那活儿要算整村的粮款、工分、化肥配额，熬的是心神。陈伯咳着血写完最后一本账册，把钢笔交到陈砚手里时，只说了一句话：“砚啊，地养人，人也得养地。咱家这根苗，得扎回土里。”
陈砚没走。他填了师范，毕业后回青石坳小学任教。
我也没走远。中考后，我考上县师范的中专班，学幼师。三年后，分配回本乡中心幼儿园。校舍是两排砖瓦房，屋顶漏雨，雨天孩子们得打着伞在走廊里唱歌。我带的班叫“小芽班”，二十一个孩子，最小的四岁，最大的六岁半，全是坳里、坡上、沟底各家各户的娃。
陈砚教高年级，语文兼体育。我们不在一栋楼，但课间操的铃声一响，我就看见他站在操场边，穿一件洗旧的灰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里捏着哨子，目光却总往幼儿园这边飘。有时我正蹲着给娃娃系鞋带，一抬头，他就站在铁丝网外，手里拎着个搪瓷缸，里面是刚煮好的绿豆汤，浮着几片薄荷叶。
“给小芽们解暑。”他说。
我接过来，指尖碰到他手背，烫。
他转身要走，我又叫住他：“陈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