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早把根，扎进了这片土地，也扎进了我命里。
我们没说爱。那个词太重，太烫，太像一把火，烧起来会把整个青禾坳点燃。我们只说“等”，等稻子黄，等溪水暖，等他学会嫁接果树，等我考上师范，回乡教书。我们甚至悄悄量过溪上那座石桥的长度——三十六步。他说：“以后咱们的孩子，第一步踩在溪西，第二步跨到溪东，第三步……就踩在桥中央，不偏不倚。”
可命运从不讲道理。
十八岁春天，我爸咳血了。
起初只是干咳，后来整夜整夜喘不上气，痰里带暗红。赤脚医生摇摇头：“肺痨，老毛病，拖不住了。”我妈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在灶前熬药，火光映着她凹陷的脸颊，像一张被风干的纸。我休学了，在镇上代课，每月三十块钱，全换成止咳糖浆和枇杷膏。陈砚天天来，帮我挑水、劈柴、碾药。他手指被药碾子磨破，渗出血珠，混进黑褐色的药粉里。他不说疼，只把碾好的药倒进砂锅，加水，小火慢熬。药味苦涩，弥漫整个屋子，熏得人眼睛发酸。
那天傍晚，我爸忽然清醒过来，拉着我的手，枯瘦如柴：“阿禾……别守着我……去念书……你该飞的……”他目光浑浊，却固执地望向门外，“砚伢子……是个好孩子……可……可咱家……配不上……”
话没说完，手垂了下去。
葬礼简单得近乎寒碜。棺材是赊来的，孝布是邻居家匀的半匹白棉布。我跪在灵前，额头抵着冰冷的泥地，听见自己心跳声，一下，又一下，沉重得像在夯土。陈砚一直站在我身后半步远的地方，没说话，只把一件厚实的蓝布褂子披在我肩上。那衣服还带着他的体温，和一点淡淡的、青草与泥土混合的气息。
我爸下葬那日，陈砚送我到村口。他递给我一个布包，沉甸甸的。“省着花。”他说。我没打开，只攥紧了。他忽然抬手，替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额发，指尖擦过眉骨，极轻，极缓。然后他转身走了，背影挺直，脚步却比往常慢。我望着他越走越远，身影融进山坳薄雾里，忽然想起他埋铁皮青蛙那日，也是这样走的——一步，两步，三步……直到消失在坡后。我数过，一共三十七步。比石桥多一步。多出的那一步，后来我懂了，是他替我多走的。
我去了县城念师范。他留在青禾坳，跟着农技站的老站长学水稻杂交。我们开始通信。信纸是学校发的练习本撕下来的，边角毛糙；邮票是他卖废铁换的，五分一张；字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