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痛得意识模糊，只记得他掌心的汗，记得他在我耳边低沉而稳定的呼吸，记得他一次次用温热的毛巾擦去我额头的冷汗，记得他在我每一次宫缩时，用尽全身力气回握我的手，仿佛要把他所有的力量，都通过那相扣的十指，渡给我。
当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划破雪夜的寂静时，他浑身都在抖。他小心翼翼接过那个皱巴巴、裹在旧棉袄里的小小生命，用颤抖的手指，轻轻碰了碰婴儿粉红的脸颊。然后，他抬起头，看向我，眼里有泪光，却笑得像个得到全世界的孩子。
“是个闺女。”他声音哽咽，“叫……林雪芽。”
雪芽。雪里萌发的新芽。
他抱着女儿，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大雪纷飞，天地素白。窗玻璃上，映出他抱着襁褓的侧影，也映出我疲惫却安宁的脸。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静静看着玻璃上那幅小小的、被雪光映亮的剪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初生的生命，和窗外无垠的、沉默的雪野。
雪芽三岁那年，政策松动了。
县里来了通知，允许部分下放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办理“农转非”。陈砚生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一次，是正式的、盖着红章的调令。
他把调令放在饭桌上，推到我面前。油灯的光晕里，那鲜红的印章像一滴凝固的血。
我看着那张纸，又看看他。他坐在对面，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桌面，指节处有常年劳作留下的薄茧。
“晚照，”他开口，声音很轻，却像重锤，“这次，是全家一起走。”
我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上的手。这双手，曾经在泥里刨食，在石上磨破，在雪中接生，如今指腹宽厚，掌纹深刻，像一幅纵横交错的地图，标记着这片土地给予我的所有馈赠与刻痕。
我忽然想起枣树上那两行刻字。陈砚生，林晚照。同在一棵树上，却终究，是两行独立的印记。
我拿起调令，没有看内容，只是用手指，一遍遍抚过那鲜红的印章。然后，我把它轻轻推了回去。
“砚生，”我抬起头，目光平静，“你走。”
他猛地抬头，瞳孔骤然收缩：“晚照？”
“你走。”我重复，声音不高，却像犁铧破开冻土，“带着雪芽走。去城里，让她读书，见世面，过不用在泥里打滚的日子。”
“那你呢？”他声音发紧。
“我留下。”我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却像初春解冻的溪水，清澈而不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