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一顿，米糕渣掉在衣襟上。
他没看我，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声音很轻：“厂里来信，说可以办返城手续了。”
山风拂过，带来青草与尘土的气息。我慢慢咽下最后一口米糕，甜味在嘴里渐渐发涩。
“好。”我说。
他终于转过头，目光沉沉落在我脸上：“你……愿意跟我走吗？”
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你愿意跟我走吗”。笃定得像问“今天吃饭了吗”。
我低头，看着自己沾着泥点的布鞋尖，鞋帮上还粘着一小片枯草叶。远处，归鸟掠过天际，翅膀划开一片橙红。
“我走了，爹娘怎么办？”我声音很平，“弟弟才十四，妹妹还在念小学。”
他沉默了很久。夕阳沉下去一半，把他的侧脸染成古铜色。最后，他伸手，用拇指指腹，轻轻擦去我嘴角一点米糕屑。
“那我留下。”他说。
不是商量，不是权衡，是陈述一个既定事实。
我猛地抬头，撞进他眼里。那里面没有犹豫，没有退让，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平静，像大地承接暴雨，不辩解，不抗拒，只是存在。
当晚，我摸黑去了他住的砖房。门虚掩着，油灯昏黄，他伏在桌上写东西，听见动静，抬头，眼里掠过一丝惊讶，随即化为温和。
我没说话，走到他身边，从他手中抽走那支钢笔——笔帽上刻着细小的“1968”字样。我拉开自己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领口，在锁骨下方，用笔尖轻轻点了一下。
墨点很小，蓝得幽深，像一粒坠入皮肤的星子。
“你留下，我就永远是你的人。”我说，“不用证，不用媒，不用谁点头。这墨点，就是契。”
他看着那点蓝，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忽然，他放下笔，双手捧起我的脸，拇指指腹一遍遍摩挲那点墨痕，动作轻得像对待初生的蝶翼。
然后，他吻了下来。
不是唇碰唇，是额头抵着额头，鼻尖蹭着鼻尖，呼吸交缠，温热而绵长。他的睫毛扫过我的眼皮，痒得钻心。我闭上眼，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也听见他同样急促的呼吸。
那一刻，天地失声，唯有脚下这片土地，在血脉里隐隐震颤。
我们没再提返城的事。
他真留下了。水泥厂调令下来那天，他当着厂领导的面，把调函叠好，放进灶膛。火苗“轰”地窜起，舔舐纸角，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