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现在这声，是十七年前那个夏末的午后，蝉声嘶哑，日头斜斜地压在晒谷场上，金黄的谷粒铺满整个场院，热气蒸腾，人影晃动如幻。他站在谷堆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额角沁着汗，正弯腰拾起一粒滚落的稻谷，指尖沾着灰，却仍下意识地往裤缝上蹭了蹭——那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怕弄脏我的手帕。
我那时总把一方靛青手帕揣在兜里，绣着半枝野蔷薇，是他教我认的第一种花。他说：“蔷薇不挑土，贫地也能开，刺虽密，心却是软的。”
我没应他，只低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草编凉鞋，鞋带松了，垂在踝骨边，随风轻轻晃。他蹲下来，替我系紧。手指擦过我的脚背，温热，微糙，像新翻的泥土表面那一层薄薄的、带着阳光余温的浮皮。
我忽然就红了脸，抽回脚，转身跑开。他没追，只在我身后说：“阿沅，别跑太远，等稻子收完，我带你去山坳里看萤火虫。”
我没回头，可那句话，连同他说话时喉结的微动、衣领处洇开的一小片汗渍、还有他指尖残留的稻芒碎屑，全被我悄悄收进心里，压进记忆最深的土层里，再没挪动过。
那是我十六岁夏天的句点，也是我们之间第一段真正属于两个人的时光的开端。
我们生在同一个村，长在同一片土地上。村子叫青芦坳，因村后山坳常年生着成片青芦而得名。山不高，坡不陡，土是偏红的壤土，黏中带砂，既保水又透气，种水稻、红薯、芝麻都旺。老辈人说，这土养人，也养情。可没人信这话，直到我和陈砚生把命都种进了这片土里。
他比我大两岁，父亲早逝，母亲体弱，家里只有三亩薄田和半间漏雨的土坯房。他初中毕业就辍学，跟着叔伯下地，学犁田、插秧、打谷、扬场。我念到高中，在镇上住校，每周六下午骑一辆二八式旧自行车回家，车后架上捆着书包和一袋学校食堂省下的馒头。每次快到村口，总能看见他站在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等我。
他从不走近，只远远站着，双手插在裤兜里，目光沉静，像两泓被风吹皱又复归平静的潭水。我蹬车过去，他才抬手接过我的书包，顺手把车后架上的馒头袋拎下来，换上一袋新摘的豆角或几只青皮鸭蛋。他不说“给你”，只说：“妈煮了咸鸭蛋，你带两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