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他唯一会说的“话”。
我们之间的话，向来少。多的是沉默。可那沉默不空，它盛着风声、虫鸣、稻浪起伏的节奏、锄头磕在石块上的钝响、还有彼此呼吸之间微妙的距离与张力。就像土地本身——它从不喧哗，却把所有种子、根须、雨水、霜雪，都默默吞下，再以年轮与纹路，悄然作答。
高三那年冬天，雪下得格外早。腊月初三，天还没亮透，我听见院外有窸窣声。披衣开门，雪光映得天地一片清冷，他站在篱笆外，肩头落满细雪，睫毛上也结着霜晶，手里攥着一只粗陶罐，罐口用油纸封得严实。
“昨夜煨的红薯，刚挖出来，还烫。”他声音低哑，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迅速散开，“趁热吃，暖胃。”
我伸手去接，罐子沉甸甸的，隔着油纸都能感到里面绵软的热气。他没松手，指尖冻得泛红，却固执地托着罐底，等我稳稳握住才慢慢松开。我低头，看见他脚上那双千层底布鞋，鞋帮已磨得发亮，鞋尖处裂开一道细缝，露出里面灰白的棉絮。雪水正从那缝隙里渗进去，洇湿了一小片深色。
我喉头一哽，没说话，只把罐子抱得更紧了些，热气烘得脸颊发烫。他点点头，转身走了，雪地上留下两行清晰的脚印，深深浅浅，一直延伸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才被新落的雪渐渐覆盖。
那年高考，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通知书到那天，全村人都来贺喜，鞭炮噼啪炸响，红纸屑飞得满天都是。我站在院中，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却觉得它重得抬不起手。人群喧闹，笑语盈耳，我却只看见他站在人群最外圈，穿着那件最体面的藏青夹克，扣子一丝不苟地系到最上面一颗，可袖口处，还是露出了洗得发毛的旧毛衣边。
他没上前，只远远望着我，嘴角牵了一下，那笑意没到眼底，倒像一层薄冰，浮在深潭之上。
当晚，我提着一盏煤油灯，沿着田埂往村后走。他知道我会去。果然，他在那片废弃的晒谷场边等我。月光清冷，照着他半边侧脸，轮廓分明，下颌线绷得极紧。
“要去省城了？”他问，声音很平。
“嗯。”
“好。”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我打开，是一叠整整齐齐的纸币，全是十元、五元的旧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