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封，1976年8月12日。
“阿沅：
水渠通了。清水哗啦啦流进田里，像一条银带子。我站在渠首，看水漫过新翻的泥土，听它咕嘟咕嘟喝饱的声音。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希望，就是看着干渴的土地，终于被水温柔覆盖。
可阿沅，我的水渠通了，你的信，却断了。邮站的人说，你寄出的信，地址写的是‘青芦村沈砚之收’，可村里，没有沈砚之这个人。他们问我，是不是记错了名字？我说，没有。沈砚之，沈是三点水的沈，砚是砚台的砚，之是之乎者也的之。
他们摇头，说查无此人。
阿沅，你在哪里？你写的地址，为何不是青芦田？为何不是我每日站立的田埂？你忘了，我告诉过你，我所有的地址，就是青芦田的泥土。我的名字，就刻在这片土地的年轮里。
沈砚之 字”
第五封，1976年9月1日。
“阿沅：
我去县城找了。去了邮局，去了师范学校，去了你从前住过的巷子。门牌号还在，可那扇漆皮剥落的绿门，换了主人。一个老太太说，姓周的人家，三年前就搬走了，女儿……好像去了南方，说是要考大学。
我站在那扇绿门前，站了很久。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伸到对面墙上，像一道干涸的河床。
回来的路上，我经过青芦田。芦苇已高过人头，风过时，沙沙声如潮。我忽然蹲下去，用手指，在湿润的田埂上，一笔一划，写下你的名字。
周沅。
写完，我久久不动。直到一只蜻蜓飞来，停在我写下的‘沅’字最后一捺上，翅膀透明，在夕照里泛着微光。它停了足足半分钟，才振翅飞走。那一捺，被它薄翼压出的微痕，竟比我的指印，更久地留在了泥上。
阿沅，若你终不归来，这名字，就让它长在田埂上吧。长成一株草，一茎芦苇，或一粒被鸟雀衔走的种子。
沈砚之 字”
第六封，也是最后一封，日期是1976年10月10日。纸页最下方，墨迹明显滞涩，像是笔尖被什么堵住，又或是握笔的手抖得厉害。
“阿沅：
今天，我挖了一个坑。在青芦田最东头，那棵歪脖子柳树旁。坑不深，刚好能放下这个匣子。我把它擦干净，放进去，盖上土，再踩实。土很松，踩上去，脚印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