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现在这声，是十七年前那个夏末的午后，蝉声嘶哑，阳光稠得化不开，他站在晒谷场尽头的槐树下，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手里攥着两张皱巴巴的车票，朝我笑。那笑容干净得晃眼，仿佛能把整片被晒得发烫的黄土照出水光来。
我低头，看见自己左脚踝内侧那道淡褐色的旧疤——细长，弯如新月，是十二岁那年追着他跑过碎石坡时划的。他回头拉我，我没站稳，膝盖磕在嶙峋的石头上，血珠子一颗接一颗冒出来，他撕了半截衣袖给我包扎，手抖得厉害，却还强撑着说：“不疼，阿沅不疼。”可我分明看见他眼尾泛红，喉结上下滚了一滚，像咽下了什么极苦的东西。
我们生在同一个村，长在同一片土地上。村子叫青芦坳，因四面环山，坳中水泽丰沛，春来芦芽破土，秋至芦花如雪，风一吹，整片洼地便浮起银白的雾。我家在坳东头，三间土坯房，墙皮剥落处露出麦秸与黄泥绞缠的筋骨；他家在坳西头，屋后倚着老槐，门前一畦薄田，种些辣椒、豇豆、几垄早熟的红薯。两家田埂相接，中间只隔一道浅浅的排水沟，宽不过两尺，我踮脚一迈就过去，他蹲在沟那边递来刚摘的桑葚，紫得发黑，汁水染透指尖，也染透我整个童年。
那时不知什么叫喜欢，只知他若不来，我便不肯去溪边摸螺蛳；他若蹲在田埂上修竹筢，我必坐在他身后编草蚱蜢，编歪了也不扔，悄悄塞进他书包夹层。他读初二那年，县中来人到村里招“少年农技员”，要挑识字多、手脚勤、肯吃苦的孩子去县农校集训三个月。名单贴在村委土墙上，墨迹未干，我踮着脚尖，一个字一个字数过去，数到第七行，“林砚”两个字像两粒烧红的炭，烫得我眼眶发酸。
他没告诉我。是第三天清晨，我照例挎着竹篮去西头田里掐嫩豆角，却见他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立在槐树影里，正把一叠纸页仔细折好，塞进贴身的衣袋。我停住，篮子垂在身侧，豆角藤蔓上的露水簌簌滴在我手背上，凉得刺骨。
“去哪？”我问，声音很平，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转过身，额角沁着细汗，眼睛亮得惊人：“县里，学育种。”
“多久？”
“三个月。”
我点点头，转身往回走。走了五步，又停下，没回头：“豆角老了，掐不动。你娘昨儿说，西头那垄豇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