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今天，我低头了。
因为那串脚印就在我左前方三步远的地方。
不是新踩的。泥面已微微发硬，边缘略略卷起，脚跟处微微下陷，前脚掌稍浅，像是走路时习惯性踮了点脚尖——这个细节，我闭着眼都能描出来。
那是陈砚的脚印。
二十三年了。他离开青梧村那天，也是这样闷热的六月天，蝉声嘶哑，空气凝滞，连风都懒得动。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裤，背着一只磨秃了棱角的帆布包，站在我家老屋门槛外，没进来，只把一张叠得方正的纸条塞进我手里。纸条上是他清瘦的字：“阿沅，等我三年。若三年不归，你不必等。”我没拆，攥在手心，直到汗把纸洇透，字迹晕开成一片模糊的蓝。后来那张纸，被我埋在院角那棵老槐树底下，和一小截断掉的红头绳、半块化尽的薄荷糖纸，一起压在一捧新土里。
我没等满三年。
他走后的第二年冬天，县里招民办教师，我报了名，考上了，在邻镇中心小学教一年级语文。走那天清晨，雾大得看不见篱笆，我提着樟木箱出门，经过村口那片晒谷场，看见地上有两行脚印：一深一浅，深的是我的布鞋印，浅的是另一个人的——球鞋印，鞋底纹路清晰，是双崭新的回力。我停住，盯着那浅印看了很久。后来才知，是镇上供销社新来的售货员，姓周，刚从师范中专毕业，戴一副银丝眼镜，笑起来眼睛弯成两枚新月。他后来常来学校送教具，总在放学后等在校门口，递给我一包话梅糖，或者一本《儿童文学》。糖纸在晚霞里闪金光，杂志扉页有他用钢笔写的批注，字迹温润，像春水漫过石阶。
我嫁给他，是在陈砚走后第三年立春。那天雪刚停，檐角冰凌滴着水，像时间在缓慢落泪。周老师牵我的手走过结霜的石桥，桥下流水清冽，映着我们并肩的影子。他声音很轻：“阿沅，往后，我替你记着所有事。”
我点头，没说话。心里却清楚，有些事，谁也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