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他低垂的眉骨，忽然开口：“林砚，你以后……真要去省城？”
他动作顿了顿，没抬头：“农科院招人，笔试过了。”
“那……还回来吗？”
雪落在他睫毛上，化成细小的水珠。他终于抬眼，目光沉静，像雪后初晴的坳底潭水：“阿沅，土地不会走。人走了，脚印还在。只要脚印还在，我就算在千里之外，也是青芦坳的人。”
我没说话，只是把脸埋进搪瓷缸升腾的热气里，任那辛辣的暖意糊住眼睛。
第二年开春，他果然走了。走那天我没去送，独自去了晒谷场。场边那排老槐刚抽新芽，嫩绿怯生生的。我坐在他常坐的位置，掏出蓝布面笔记本，翻到空白页，用铅笔写：
【今日，林砚离坳。
晨雾未散，他背影融进山口白霭里，像一滴墨坠入清水，无声无痕。
可我知道，他带走的，不过是行李；
留下的是：
三月二十一日，东垄油菜初花，蝶少，蜂多；
四月初七，西沟渠水位涨至第三道石阶；
还有，他教我辨认的，每一粒稻种腹白的弧度。
——沅】
我合上本子，听见身后传来窸窣声。回头，是村里的老牛倌，牵着牛慢慢踱过来，烟斗明明灭灭。“丫头，”他吐出一口白气，“砚娃子临走前，托我把这个给你。”他递来一只粗陶小罐，封口用蜡泥严严实实糊着。我抠开蜡泥，掀开盖子——里面不是药，不是糖，是一小撮泥土，深褐近黑，湿润，泛着微光，混着几星细碎的稻壳与半粒干瘪的豆子。
牛倌咂咂嘴：“他说，这是他屋后槐树根下挖的，‘阿沅认得这土味’。”
我捏起一撮，凑近鼻端。是熟悉的腥甜，混着腐叶微酸、新翻泥土的厚实，还有……一丝极淡的、属于槐树根须渗出的清苦。我闭上眼，仿佛又看见他蹲在树下，铁锹轻叩泥土，一下，又一下，像叩问大地深处某个隐秘的约定。
那年夏天格外长。我留在坳里，跟着农技站来的技术员学测土配方、看墒情、记物候。夜里灯下，我总摊开那本蓝布面笔记，在他写过的字句旁，添上自己的观察：某日雨前蚂蚁搬家的方向、某块田埂蚁穴坍塌预示的旱情、某株野苋菜叶片反卷的时辰……字迹渐渐由稚嫩变得笃定，像新秧扎下根须，一寸寸向黑暗里伸展。
第二年腊月，我收到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