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后，我把镇上的房子卖了，搬回青梧村，住进老屋。屋梁歪了，墙皮剥落，灶台冷了十年，可推开堂屋门，那股混合着陈年桐油、干稻草和淡淡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竟让我膝盖一软，几乎跪倒——原来身体比心更早认出了故乡。
我回来，不是为了怀念谁。只是这屋子，这土地，这风里浮动的每一粒微尘，都长着记忆的根须，扎在我骨头缝里，拔不净，也躲不开。
而此刻，就在我左前方三步远的地方，陈砚的脚印，静静躺在六月的田埂上。
我蹲下去，指尖悬在泥印上方一寸，不敢触碰。阳光斜斜切过麦芒，把那印子照得轮廓分明：脚跟略宽，足弓处内陷一道柔和的弧线，前脚掌外侧比内侧稍深——他走路时重心偏右，右腿比左腿略长半寸。这细节，我十六岁就发现了。那时他在村小学代课，我在隔壁班念初二。他批改作文，我总爱绕到他办公室窗下，假装系鞋带，实则偷看他伏案的侧脸。他写字时右手小指会微微翘起，像一枝将开未开的兰。我数过，他批一篇作文，平均要喝三口水，水杯是只粗陶盏，杯沿有道细小的豁口，是他自己用砂纸磨平的。
“阿沅？”身后传来声音。
我猛地回头。
他站在三米开外的麦田边，穿着灰蓝色衬衫，袖子挽至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皮肤是常年户外劳作留下的健康麦色。头发剪得很短，额角有道浅浅的旧疤，像一道被岁月漂淡的闪电。他没变胖，也没变瘦，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细纹，很深，像犁沟，盛着光，也盛着风霜。
他手里拎着一只竹编小筐，里面躺着几枚青皮核桃，几穗刚掐下来的紫苏，还有一小把野薄荷，叶子鲜绿欲滴。
我们之间，隔着二十三年的光阴，隔着两场婚姻，隔着七次春节的缺席，隔着无数封未曾寄出的信，隔着我埋在槐树下的那张纸条，也隔着此刻脚下这寸被太阳晒得微烫的土地。
他没走近，我也没起身。
风拂过麦浪，沙沙声如潮水涨落。
“你……回来了。”他说。声音比记忆里低沉，沙哑，像被粗陶罐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