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合上本子，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骨肉。雨水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细细密密，打湿我的睫毛，也打湿了本子的硬壳封面。我没有撑伞。就那样站着，任雨水冲刷脸颊，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洗掉心头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愧疚——当年，是他娘，在我爹酗酒打人后，悄悄塞给我两个煮鸡蛋和一块粗布手帕；是他娘，在我发高烧昏睡三天时，整夜坐在我床边，用蒲扇为我驱蚊，用凉井水浸湿毛巾敷我滚烫的额头；是他娘，在我初中毕业因家贫差点辍学时，翻出自己压箱底的银耳环，托人卖了，换回三十块钱，塞进我书包夹层……
而我，却在他娘下葬后第三天，跟着周老师去了镇上。
我没去送她最后一程。我甚至没在她坟前，磕一个头。
“阿沅。”陈砚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拽出来。
他不知何时已走近，站在我身侧半步远的地方。他没看我，目光落在那块青石坟碑上，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才低声道：“她走前，一直在问你。”
我闭上眼，一滴泪终于砸在手背上，烫得惊人。
“她问……你有没有吃饱饭？有没有穿暖衣？有没有……好好读书？”
我睁开眼，泪水模糊视线，却仍能看清他侧脸上绷紧的下颌线，还有他微微颤抖的右手——那只手，曾无数次在作业本上写下“优”字，也曾在我发烧时，用凉水浸透的毛巾一遍遍敷我额头。
“砚哥。”我听见自己叫他，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
他倏然转过头。
四目相对。二十三年光阴，在这一刻坍缩成一道无声的裂隙。我看见他瞳孔深处，有什么东西碎了，又迅速弥合，只余一片深不见底的静水。那水里，沉着少年时的月光，也浮着中年后的霜雪。
“阿沅，”他忽然开口，声音异常平静，“还记得咱俩第一次一起种地吗？”
我怔住，随即，记忆如决堤之水，轰然涌至。
那是我十五岁，他十八岁。村东头那块“懒汉地”，多年抛荒，野草齐腰，土质板结，村里人都说种不出东西。可他不信。他借来生产队的老牛和犁铧，整整犁了七天，把板结的硬土翻了个底朝天。我每天放学后跑去帮忙，他教我辨认草籽，教我如何把豆种按三寸间距埋进松软的垄沟。我笨手笨脚，豆种撒得歪歪扭扭，他也不恼，只是蹲下来，用手指把歪掉的种子一颗颗扶正，再覆上细土，轻轻拍实。
“种地跟做人一样，”他一边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