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那年，林晚没回来。
陈砚在村口等了七天。每天清晨，他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沿土路骑到镇子边缘的砖厂路口。他坐在生锈的铁皮棚檐下，看运煤车卷起褐色烟尘，看穿蓝布工装的女工们结伴走过，看邮递员绿色的自行车一闪而过。第七天傍晚，他看见邮递员停在村小门口，把一封薄薄的信交给校长。信封是淡蓝色的，右下角印着一朵小小的银杏叶图案。
他没去要。只是默默掉转车头，骑回村。夕阳把他的影子钉在长长的土路上，单薄，固执，一动不动。
那封信，他三年后才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在一个蒙尘的樟木箱底层找到。信纸已脆，字迹却依旧清秀：
“砚哥儿： 今年不能回去了。爸爸调去省城医院，妈妈要照顾外婆，我也要转学。新学校很大，有四层楼，还有塑胶跑道。可操场边没有槐树，也没有能踩脚印的泥地。 我画了一张图，夹在里面。是你家屋后的山坡，麦田，还有我们常坐的那块大石头。石头上，我画了两个小人，一高一矮，手牵着手。 别等我。 林晚 2001.07.12”
图是用铅笔画的，线条稚拙，却异常精准。山坡的坡度，麦田的边界，石头的嶙峋轮廓，甚至石头表面一道蜿蜒的浅沟，都分毫不差。两个小人站在石头顶端，手牵着手，望向远方。小人脚下，并排印着两枚小小的、清晰的脚印。
陈砚把信和画纸按在胸口，闭上眼。窗外，麦浪翻涌，沙沙作响，仿佛大地在呼吸。
他终究没走。高考放榜那日，他撕掉了县中寄来的师范录取通知书。纸片雪片般飘落，被风吹散在晒场上。他蹲下身，拾起一张，上面印着鲜红的“录取”二字。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折成一只纸船，放进门前那条终年不涸的溪流里。纸船载着墨迹，在清浅的水流中颠簸前行，最终被一块青苔覆盖的石头挡住，缓缓沉没。
他留了下来。跟着村里的老机修师傅学手艺，三年出师，在村东头支起个简易棚子，挂上“陈记农机维修”的木牌。他修拖拉机，修播种机，修碾米机，也修村里老人坏掉的老式收音机、锈蚀的搪瓷缸。他手指粗粝，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油污，可修好的东西，总比原来更顺手，更耐用。人们说，陈砚的手有灵性，像土地本身长出来的。
他很少提起林晚。只有一次，醉酒后，对着村口那棵三人合抱的老槐树喃喃自语：“她脚印那么浅，怎么就踩进我心里，再也拔不出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