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地，叫“青龙埂”。
名字是祖父起的。因田埂蜿蜒如龙脊，埂下水渠清冽见底，游着银鳞小鱼。祖父说，龙要饮水，地才活。所以每年清明，他必带阿沅去埂头烧纸钱，纸灰乘风而起，盘旋着飞向水渠，仿佛真有灵物在暗处接引。
可推土机来了。
它不认青龙，不识水脉，只认图纸上标红的坐标点。施工队领头的是个戴金链子的年轻人，叼着烟，用鞋尖踢了踢埂边一块界碑，碑上“陈永昌”三个字已被风雨蚀得模糊。他嗤笑：“老东西，还刻名？地又不是你生的。”祖父没吭声，只弯腰，用袖口一遍遍擦那石碑，直到指腹磨红，石面泛出温润微光。
父亲没拦。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胸前口袋别着半截铅笔，是镇上农机站的技术员。那天他提前下班，骑着二八自行车赶回来，车后架上捆着一卷塑料布——想盖住晒场上未干的稻谷。可风太大，塑料布哗啦啦掀开，稻粒被卷起，在浑浊气流里翻飞如金尘。父亲追着跑了一百多米，最终停在田埂尽头，弯下腰，久久不动。阿沅跑过去，发现他正用手抠着埂上一块硬土，指甲缝里塞满灰褐泥块，指节泛白。
后来阿沅才知道，那块地，是祖父用三年工分换来的。五八年大炼钢铁，全村砸锅卖铁，祖父却偷偷把家里唯一一口铜盆埋进槐树根下，换来三张盖着红章的“责任田确权证”。证纸早已发脆，被祖母夹在《毛主席语录》里，页边卷曲，墨迹晕染。
推土机开走那天，祖父没吃饭。他独自走进老屋西厢，关上门。阿沅趴在门缝往里瞧：祖父坐在旧藤椅上，膝上摊着一本硬壳笔记本，纸页泛黄，边角磨损。他左手握笔，右手拇指反复摩挲笔记本封皮右下角——那里用蓝墨水画着一枚小小的、歪斜的麦穗。阿沅认得，那是她四岁时画的。祖父当时笑着盖了个手印，说：“好，地主家的小麦穗，管着咱家的地。”
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着：
“六二年五月十七，青龙埂东头第三坵，施粪肥三百斤，豆饼二十斤，雨后松土。”
“六五年八月初三，西坡旱地试种甘薯，亩产九百八十二斤，藤蔓可饲猪。”
“七一年冬至，与王伯换工，帮其砌灶，换其代耕南湾两亩，记：王伯欠我工时七又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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