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父亲是否也曾在三号厂房的水泥地上留下脚印。更不知道，那些脚印是否还埋在如今覆盖其上的环氧地坪之下。
三天后，老张头出现了。
他不是从门进来，而是从天花板检修口爬下来的。梯子收起时金属刮擦声刺耳，他跳落地面，震得窗框嗡嗡作响。六十七岁，身高不足一米六，肩背佝偻如一张拉满后松弛的弓，工装裤膝盖处补着两块深蓝粗布，针脚细密整齐，像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他左手缺了小指与无名指，断口处皮肤皱缩发亮，右手腕内侧有一道三厘米长的旧疤，呈淡粉色，状如新月。
他没看林砚，径直走向铁皮柜，抽出一只鼓胀的档案袋，抖开，倒出十几枚黄铜齿轮。它们滚落在积尘的桌面上，彼此碰撞，发出清越短促的“叮”声，像一串被遗忘的密码。
“ZJ-4的同步齿轮。”老张头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生铁，“1987年3月，装配线连续七天报废三十六套。质检组查遍所有环节，最后发现，是这批齿轮热处理回火温度低了八度。”
他拈起一枚，对着高窗透入的斜阳。齿面幽光浮动，映出他瞳孔里细小的、晃动的光斑。
“八度。”他重复，“够让整条线停摆，够让三十个工人白干一个月，够让厂长在党委会上拍烂三只搪瓷缸。”
林砚没接话。他盯着老张头右手腕那道新月疤——位置、长度、走向，与父亲日记本里一页速写的线条惊人一致。那页画着一只扭曲的手，旁边标注：“热处理炉门液压杆突发泄压，手卡于闭合间隙。幸未断骨，唯韧带撕裂。记：敬畏精度，即敬畏生命。”
老张头忽然抬眼。目光如探针，直直刺来。
“你爸，张工，教过你什么叫‘脚印’吗？”
林砚喉头一紧。
老张头没等回答，转身拉开最底层抽屉，取出一只铁盒。盒盖掀开，里面没有零件，只有一叠泛黄的胶片——黑白，边缘卷曲，影像模糊。他抽出最上面一张，举到窗前。
画面里是雨中的厂区。积水如镜，倒映着灰白厂房与低垂的云。十几个穿深蓝工装的人站在三号厂房门口，有人撑伞，更多人没撑。他们脚边，是深深浅浅、纵横交错的泥泞脚印，有的清晰如拓片，有的被新雨冲刷得只剩轮廓，有的则被后来者踩踏、覆盖、揉碎，最终融成一片混沌的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