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订了最早一班回国航班。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凌晨四点。他拖着行李箱奔出到达厅，拦下一辆出租车，报出医院名字。司机是个中年男人，叼着烟，后视镜里瞥见他西装领带、眼底血丝密布，随口道：“哟，海归啊？这会儿去医院，家里老人怕是……”
林砚没应声，只死死攥着背包带，指节发白。
父亲在ICU住了十七天。
最后三天，林国栋再没睁眼。心电监护仪的绿线平稳起伏，像一条拒绝起伏的直线。林砚坐在床边，看父亲的手——那双手曾稳稳托起三吨重的铸件，能凭手感分辨出0.01毫米的公差偏差，此刻却枯瘦如柴，青筋浮凸，像两截深埋地下多年、被雨水泡胀的老树根。
第三天夜里，护士来换药。她掀开被角，动作轻柔，却无意间带起一阵微风。林砚忽然看见，父亲左脚踝内侧，赫然印着一枚暗红色印记——不是胎记，不是淤伤，而是一枚清晰、完整、边缘微凸的脚印轮廓，约莫孩童手掌大小，颜色深褐近黑，仿佛用陈年朱砂拓印而成。
他怔住。
护士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叹了口气：“老爷子脚肿得厉害，前两天压着床栏睡的，估计是硌出来的印子吧。”
林砚没说话。
他想起七岁那年，暴雨夜山洪暴发，永昌厂后山塌方，泥石流冲垮了职工宿舍西头两排平房。父亲背着邻居王婶家三岁的女儿蹚过齐腰深的泥水，把他和母亲护在身后。返程时，他踩进一处被雨水泡软的田埂，整个人陷下去，泥浆瞬间没过胸口。父亲转身，一把将他拽出，顺势将他往自己背上一扛，大步流星往前走。林砚伏在父亲汗湿的脊背上，脸颊紧贴那件被泥水浸透的工装，听见父亲粗重的喘息，也听见自己心跳如鼓。路过一洼积水时，他低头，看见浑浊水面上，倒映着父亲赤裸的双脚——脚掌宽厚，脚趾粗短，脚踝处沾着新鲜湿润的黑泥，正缓缓向下流淌。
那泥痕的形状，与眼前这枚脚印，严丝合缝。
他伸出手，指尖悬在印记上方一厘米处，不敢落下。
原来有些印记，并非刻在土地上，而是直接烙进血肉里。
父亲走后第七日，林砚独自回到永昌厂旧址。
厂区已彻底停工。大门铁锁锈蚀，门楣上“永昌机械厂”五个红漆大字剥落大半，“永”字只剩一撇，“昌”字缺了日字头，“机”字横折钩断裂，像一道无法愈合的旧伤。他推开虚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