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不大，生着炉子，闫阜山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手铐已经取了，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低着头。
李大虎没急着问正题，反倒是对他在抗战期间潜伏敌后的那些经历，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
他拉了把椅子，在闫阜山对面坐下，掏出烟，自己点了一根，又递过去一根。
闫阜山看看烟，又看看李大虎，迟疑地接了过去，凑到李大虎递来的火柴上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模糊了他布满皱纹的脸。
“说说吧，”李大虎自己也吸了口烟，声音带着点听故事的闲适，“那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我听说，你是搞技术的，电台、监听？”
闫阜山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回忆，又似乎在衡量。
烟灰一点点变长，他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条理异常清晰。
他讲如何在沦陷区伪装身份，如何利用技术窃取日军的情报。
如何传递情报，如何在一次次危险中侥幸脱身。
他讲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讲牺牲的同伴，也讲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孤寂与恐惧。他只是平铺直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李大虎听得很仔细，偶尔插问一两句细节。
这感觉有些奇异，不像审讯，倒像两个男人在昏暗的屋子里，聊一段尘封的往事。
这和他前世在里看到的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更多的是漫长等待中的侥幸。
但正因如此，反而显得格外真实，格外惊心。
等闫阜山断断续续讲完那段烽火岁月，李大虎才把话题拉回到现在。“那后来呢？四九年以后，你又干了什么？”
闫阜山摇了摇头，语气里带了点自嘲：“长官，我就是一个搞技术的。抗战胜利后，就不受待见了，也没人再派我干什么潜伏的活儿。天津快解放那会儿，我是真不想再跟着去台湾了，那不是我该去的地方，也没什么意思。就跟着白世维他们几个，自己跑了。想着找个地方，隐姓埋名，安安稳稳过完下半辈子，就知足了。”
“没再跟那边联系过？”
“没有，”闫阜山回答得很肯定，眼神坦荡，“我和老白分开时就说好了，各过各的，就当不认识，谁也别联系谁。这几年，我一天都没敢忘自己是‘宋山河’，就想着把以前那些事都烂在肚子里。那边估计也当我们早就死在天津城了。”
“那个刘力呢？”
提到这个名字，闫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