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把规矩做在了明处。
谈话室里亮着大灯。长桌两侧，李伟和一名干部二处的处长并排而坐。
墙角的两台摄像机红灯常亮，桌上摆着录音笔和厚厚一叠谈话记录纸。
双人到场，全程留痕。
周建安坐在对面。
他在来的路上已经做好了背黑锅的心理建设。
“建安同志，今天找你来，是就临海信托风险处置的相关问题，做个情况核实。”李伟翻开卷宗，语调平正浑厚。
“组织谈话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不扩大责任，也不掩盖问题。你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如实记录在案。”
李伟没有绕弯子，直接把几份省里下发的文件摆在桌面上。
“刘长峰部长对你的初步定性是‘政治敏感性不足，处置风险不力’。这几个字分量很重。你自己怎么看？”
李伟直视周建安。
周建安看着李伟，又看了一眼旁边亮着红灯的录像机。
这套严丝合缝的程序，挡住了所有可能的私下诱导和威逼。
他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落定了。
这不仅是一场质询，更是一张安全网。
祁同伟的态度，通过李伟这套透明的规矩，传达得清清楚楚：组织不会让干事的人背黑锅。
周建安的脊背挺直了。
“李副部长。临海信托不是市里一意孤行的产物。”
周建安双手放在桌面上，字字清晰。
“在水务收益权和公交补贴权质押的两次常委会上，我投的都是反对票。我的意见很明确：水务关乎老百姓的水龙头，公交关乎城市基本运转。这两项底盘资产，绝不能拿去给外省高息资本做抵押。”
旁边负责记录的处长停下笔，抬头看他。
“口说无凭。会议纪要有留档。”周建安报出具体年份和卷号，“档案室的原始记录里，我的发言一字不差。”
“既然你投了反对票，这笔年化百分之十三点八的信托贷款，最后是怎么落地的？”李伟追问，把话头引向核心。
“胡跃进拿到了省府金融办的备案批复。”周建安吐出实情，“批复上盖着公章，上面写着‘风险可控’四个字。有了这四个字，市里没人敢再去阻拦。这是行政背书。”
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
所有的细节、时间节点、参与人员，全数量化入档。
当天夜里，省委招待所。
周建安没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