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川推门进去的时候，赵铁柱正垂着头坐在特制的审讯椅上。这个二十八岁的西北汉子，此刻像是一截被烧焦的枯木。他身上的衣服早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混杂着泥土和早已干涸发黑的血迹，双手被手铐死死勒住，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暗红的血垢。
审讯室的灯光惨白，照在他脸上，把那道干裂的嘴唇和凹陷的眼窝照得格外清楚。他大概是好久没正经吃过一顿饭了，颧骨高高地凸出来，脸颊陷下去，像一把干柴。
张川拉开椅子坐下，没有立刻开口。他把手里的文件夹放在桌上，然后从旁边拿起一个一次性纸杯，走到饮水机前接了杯热水，轻轻推到赵铁柱面前。
“喝口水吧。”
赵铁柱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他缓缓抬起头，动作很慢，像是抬头的力气都不太够了。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布满血丝，却空洞得像两口枯井。里面没有杀人后的凶戾，没有面对警察的恐惧，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绝望。他盯着那杯水看了许久，好像在辨认那是什么东西。
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警官，我是不是得死了？”
张川心里猛地一沉。
他避开了赵铁柱的目光，翻开面前的卷宗，公事公办地说：“赵铁柱，说说昨晚的经过吧。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赵铁柱没有立刻回答。他盯着那杯水，咽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很平，平得不像一个刚杀了四个人的人。
“我要钱。”
“什么钱？”
“工钱。”赵铁柱说，“二零零五年三月份到十月份的工钱，一共三万二千块。我跟我爹两个人，在吴大头的工地上干了八个月。砌墙、搬砖、搅拌水泥，什么活都干。我爹腿脚不好，干不了重活，就给他看材料。”
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吴大头说年底结账。到了年底，他说没钱，让等等，一等再等，一直等到现在，他还是不给。”
“你没跟他说你爸病了？”张川问。
“说了。”赵铁柱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我说了有十几次。我说我爸腿摔断了，等着钱做手术。吴大头说，关我屁事，你爸又不是我摔的。”
“后来呢？”
“后来我就去找劳动局。”赵铁柱说，“去了三次。第一次说要我提供合同，我们没有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