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意被判了一年，缓期执行。
刑事判决书下来的第二天，她的公司以“有刑事案底”为由将她辞退。
人事部经理把离职协议推到她面前时，连客气话都懒得说了，只是指了指签名栏：“在这儿签。”
她父亲卖掉了市区的房子，一套八十平的小两居，挂在中介门口不到一周就被人砍价砍到心理防线以下。
卖房的钱加上积蓄，赔偿出去，也只是杯水车薪。
所有曾经称姐道妹的闺蜜，在这个月里像退潮一样消失了。
沈知意来找过我几次，我把房子挂网上，带着儿子搬家。
只给她发去了离婚的协议书。
她的是她的，我的是我的。
她的钱，拿去赔，我的钱，我带走。
至于儿子，不需要她养，也不会再让她见一面。
沈知意没回我。
那些参与捞珊瑚的家长，日子也在一个月里被碾得七零八落。
有人辞掉了体面的工作，去工厂流水线打三份工，手上磨出了老茧，朋友圈里再也没有晒过下午茶的照片。
有人卖了车房，带着孩子转了学。
有人因为被限制高消费，连高铁都坐不了，出差只能坐绿皮火车，在卧铺车厢里被别人问起怎么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们所有人在那个六一的午后，笑着把手伸进一千二百万的水池里。
如今每一个深夜都在为那一刻买单。
半年后，我和沈知意的离婚案开庭。
法院的走廊很长，调解室的木门推开时，门轴发出一声干涩的吱呀。
我抱着儿子走进去，第一眼就看见了她。
沈知意坐在被告席上。
半年没见，她瘦得脱了形。
颧骨从皮肤下面支棱出来，眼眶凹陷成两个深坑，曾经精致的妆容消失得一干二净。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皱的白衬衫，领口泛着黄，袖口的扣子掉了一颗。
她看见了我。
儿子也看见了她。
他的小手攥紧了我的衣领，嘴唇动了动，没有喊出那个称呼。
半年了，他没有见过她一面，没有接过她一通电话。
他只是把脸埋进我的肩窝里，小声说了一句只有我能听见的话：“爸爸，妈妈怎么变样了。”
沈知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法警上前一步按住她的肩膀，她挣了一下，没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