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把烧剩的调档单拍在铁皮桌面上，连同东四食堂红砖房里找到的焦纸碎片。
接待他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档案员，姓翟，短发别黑铁夹，眼镜片厚得像汽水瓶底。她看了眼调档单上的残存蓝章，从铁柜里搬出五本装订好的借阅登记簿。
“六二年到六五年的全在这儿。”翟档案员把登记簿摊开，“你要查的那张单子编号是特感组旧档转存，归在C区七号柜。”
陈峰翻开登记簿。六二年十一月的借阅记录有十三页，每页二十行。他食指逐行划过，停在一行铅笔字上——
“十一月十四日，方志远，乙-17正箱调阅。”
下面紧挨着一行：“十一月十五日，贺世杰，母体听声记录（1-39组）。”
再往下，隔了三行：
“十一月十六日，周成海，特感组旧档转存移交清单。”
三个人，三天，密集调档。
翟档案员凑过来看了眼：“这几个人名我见过，六二年那批特感组的。但你要找的SML不是人名缩写，是档案编号前缀。”
她从七号柜最底层拖出一只铁皮箱，箱面贴的白纸条已经发黄，上面写着“SML-001至SML-047”。
“SML是‘生命体征监测记录’的缩写，特感组自己编的档案序列。”翟档案员打开铁皮箱，“001到046都是实验数据表格，唯独047是一本病案。”
她翻到最底层，抽出一本牛皮纸封面的旧病案。
病案封面写着——
《北梁核心区接触人员健康监测档案》
编号：SML-047
姓名：沈明兰
起止日期：1953.10-1955.02
陈峰接过病案。
封面右下角有蓝色方章：军事医学科学院特感组。
翻到最后一页。
一行手写字——
“二〇一〇年，第六周期，母体完全苏醒。”
墨迹偏淡，笔画左斜，与丰台预警表上的字迹一致。
“这本病案最后是谁借走的？”陈峰把病案翻过来，看封底内页贴的借阅卡。
借阅卡上只剩一行登记——
借阅人：沈建国
日期：1953.11.07
归还日期：空白
翟档案员愣住了：“这不对。按规定借阅卡要盖归还章，这本病案在我们库封存了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