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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育发滋养液”的试制品,院长一个人就用掉了大半。剩下的十几瓶,秦平安没有急着给其他患者用——他把它们锁在了办公室的柜子里,钥匙随身带着,谁都不给。
    他不是自私。他是在等。
    等院长的疗效足够稳定,等制剂室的工艺足够成熟,等一套完整的、可追溯的、经得起推敲的临床观察数据足够有说服力。
    但他能等,别人等不了。
    变化是从体制内行政渠道先觉察的。
    市卫健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在某次会议的茶歇时间碰到刘振国,盯着他的头顶看了好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刘院长,你这头发,是咱们市一院的新技术成果?效果不错啊。”
    刘振国打了个哈哈,含糊过去了。但那位领导回去之后,很快让下属科室来了一封公函——“关于了解市一院中医生发技术应用情况的函”。措辞客气,但意图明确——我们想知道你在用什么、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可能作为适宜技术向全市推广。
    公函摆在桌面上,秦平安看了一眼,对刘振国说:“院长,这个可以回。把我们的适应症、禁忌症、有效率、观察周期、目前的使用范围,如实汇报就行。不夸大,也不隐瞒。这个技术还处在早期探索阶段,不适合大规模推广。”
    刘振国点头,让办公室按这个口径回了函。
    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是来自市场的压力。
    第一封合作意向书出现在一个周五的下午。秦平安正在门诊,沈青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走进来,表情有些古怪。
    “秦医生,有人送这个来。前台说是一个穿西装的男的,放下就走,没留名字。”
    秦平安拆开信封,里面是一份制作精美的合作方案,封面是一家他没听说过的投资公司的Logo。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获得“育发滋养液”配方的技术授权,联合开发、生产、销售。给出的条件是——先期支付技术入门费五百万元,后续销售分成百分之十。
    秦平安看完,把方案放在一边,没有说话。
    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从那之后,像打开了某个开关,各种合作意向书、投资计划书、甚至直接开价收购配方的“询价函”,像雪片一样飞来。有通过邮局寄的,有通过快递送的,有让专人送达的,有托关系递进来的。出价一个比一个惊人——从数千万的“技术买断费”,到上亿的“股权加分成”合作方案。
    其中最离谱的一份,来自一家国际知名的秃发治疗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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