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她刻骨铭心、记了一辈子的，还是读大学的那一段时光。
那一年，一位国家重要领导人亲临学校考察视察，校里层层筛选、优中选优，最终敲定由她代表全体师生上台发言。
那时的安红，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眉眼清秀得像一株雨后破土的青竹，干净、挺拔、带着一股不染尘俗的锐气。她的声音清亮悦耳，更难得的是那份远超同龄人的镇定与从容。
站在万众瞩目的台上，她不怯场、不慌乱、不打半分磕绊，整整二十分钟的发言，语言诚恳朴实，却又藏着少年人独有的光彩与锋芒，字字铿锵，句句有力，落地有声。
会议结束的那一刻，那位领导人竟主动朝着她走了过来，主动与她合影留念。宽厚温暖的手掌轻轻落在她单薄的肩膀上，目光温和却又无比坚定：“姑娘，将来定当大用。”
那句话，曾是她一生的底气与信仰。
可此刻，坐在县委这间沉闷压抑的会议室里，安红却是人生第一次觉得，开口说话，竟比登天还要艰难。
她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一团浸了水的湿棉花死死堵住，干涩、发紧、发疼。
说什么？怎么说？
难道要像会场里那些混迹多年的老油条一样，把真的硬生生说成假的，把假的编得比真的还像回事，把黑的描成白的，把白的抹成黑的？
这些年，类似的场面，她见得太多太多了。
曾经的她，对此嗤之以鼻，骨子里满是愤慨与不屑，甚至觉得自己与这种肮脏的潜规则不共戴天。可岁月流转，风雨打磨，一身棱角被现实一点点磨平，她终究还是慢慢接受了这套生存法则，接受了官场里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也只有在这一刻，她才真正刻骨地体会到——真话，原来真的不是那么随便就能说出口的。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足足静坐了三分钟，安红终于意识到，躲不过去了，该她开口了。
她抬眼一扫，满屋子人的目光都像钉子一样，直勾勾地钉在她的身上，连平日里对她毕恭毕敬的县长郑大明，也不例外。
这种会，谁都不愿意先开口。
谁先发言，谁就代表了一级党委、一级政府的态度，谁就把责任扛在了肩上。
而她，是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