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奥运周期，她二十二岁。不是不可能，但一个被禁赛过、被俱乐部开除过的选手，想要重回顶级赛场，难如登天。
“姐，”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小，“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闭上眼睛。
雨水打在窗玻璃上的声音，和十年前一模一样。
“你做的每一件事，”我说，声音很轻，“都是你自己选的。”
她没有说话。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希望她振作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其微弱的、像是被掐断的哽咽。
然后她挂了。
我站在走廊尽头，手机贴在耳边，听着嘟嘟嘟的忙音。秋天的风从窗户吹进来，凉飕飕的，吹得我眼睛发涩。
沈阿姨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
“谁的电话？”她问。
“妹妹。”我说。
沈阿姨看着我，没有追问。她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巾，递给我。
我接过来，擦了擦眼角。
“她怎么了？”沈阿姨问。
“奥运会前她跟人打了一架，”我说，“被禁赛了。”
沈阿姨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没想到的话：“你那个妹妹，我见过照片。跟你长得挺像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但是不一样。”沈阿姨看着我，目光很平静，“你们的眼睛里，装着不一样的东西。”
某天晚上十一点，手机震了一下。“我在冰场。”我一开始不解，直到附带一个定位。
北京的……妹妹回来了？
我穿上外套，拿了钥匙，出了门。
北京的冬夜很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打车到了那个冰场，从车窗里看到里面还亮着灯。
冰场在一个商业综合体里，这个点商场已经关门了，只有冰场还开着夜场。我推门进去，冷气扑面而来，混合着冰面特有的那种清冽的味道。
冰场上只有一个人。
她穿着黑色的训练服，头发扎成马尾，在冰面上慢慢地滑着。没有音乐，没有教练，没有观众。她只是一个人，一圈一圈地滑着，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在有限的空间里重复着无限的动作。
我走到挡板边，站在那里。
她滑过来，在我面前停下。
隔着挡板，我们看着对方。
十年了。
上一次这样面对面地看对方，还是在法院走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