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只吃了三个包子，其余的全都推到我面前。阳光透过包子铺的窗户洒进来，照在他脸上，把他鼻梁上的眼镜框镀成金色。我忽然注意到，他剪了没多久的小平头，又开始蓄起来了。发茬已经可以勉强遮住头皮，毛茸茸的，像东山上的黄毛草。
“东西哥哥。”
“嗯？”
“你是不是想把头发再留起来？”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笑了一下：“有点想了。之前剪了，是怕家长说闲话。可现在我想通了——老师教得好不好，跟头发长不长没关系。跟肚子里有没有东西有关系。”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可我听出了底下压着的那股子劲儿。从期中考试的翻身仗，到年级组长落选的憋屈，再到全县第一的扬眉吐气，这短短几个月里，东西哥哥经历了太多起起落落。他的头发剪了又长，长了又剪，每一次变化都好像对应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转折。
吃完包子，我们沿着古驿道往回走。路过七杀碑和无字碑的时候，东西哥哥停下脚步，看了一眼。他看了很久，然后，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那卷钱，抽出一张五元的，揣回兜里，然后把剩下的钱——整整十八元五角——用一个信封装好，揣进兜里。
“金娃子，走吧。婆婆在家里等咱们呢。”他说，语气轻松得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
回到家，东西哥哥把信封交给甄贤婆婆：“这个您收起来……”
甄贤婆婆的一双手瘦骨嶙峋，指节因为风湿变了形，可手指还是稳稳当当地捏着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像是要把信封的纸质、信封上的字迹，都瞧个明白。
“这是啥？”她问，眼睛从信封上抬起来，看着东西哥哥。
“钱。是我和金娃子一起卖对联赚到的钱。是给莫愁姑姑家的。茹冰表哥今年高考，又要交补习费了。”东西哥哥说得很平静，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虽然不多，聊胜于无。”
甄贤婆婆把信封拆开，看见里面那沓皱巴巴的纸币——最大面额的是十元，最小的两角，有新的，有旧的，都叠得整整齐齐，用一根橡皮筋扎着。她的手微微颤了一下，没说什么。可我们都看见，她的眼眶红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甄贤婆婆在孩子们面前红了眼眶。这个被生活磨砺了几十年的